哈罗德·品特创作特点

作品主题

20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品特以自己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将对社会的主要关注点落在了当时因受“性解放”运动影响而出现的新的性和婚姻伦理的思考,尤其是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婚姻出轨的社会现象的思考,并将之作为创作的重要题材,迎来了个人戏剧创作的一个高峰期。通过塑造《情人》中的萨拉、理查德夫妇、《风景》中贝丝、达夫夫妇以及《背叛》中的杰瑞、爱玛、罗伯特等不同人物形象,品特首先注重的是对他们复杂的情感和心理世界的细节演绎,力图表现出人的两面性本质。其次,品特也表现出“婚外情”这种所谓流行的社会风尚,对已有的家庭和婚姻伦理秩序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和破坏性。与此同时,他还非常注重展示出导致婚姻出轨行为发生时,人物的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伦理冲突的过程,并在《风景》、《沉默》、《背叛》等作品中,通过运用“内心独白”、“倒叙”等多样的艺术手段对此加以呈现。在哈罗德·品特整个创作生涯中,从1957年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房间》,到1996年完成的后期剧作《归于尘土》,家庭伦理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大多数都着重表现出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伦理关系的“不和谐”。作品里既有表现日益商业化的家庭伦理观对西方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成员关系产生的巨大冲击和深层次影响;也有表现父辈与子女代际之间血脉相连但又矛盾重重的亲子之情。这种“近在咫尺,却又难以企及”的至亲之情,也是现实生活中品特与儿子丹尼尔之间疏离之情的写照。此外,作品中有关子女对于父辈的“逃避”剧情,还反映出西方社会中的“敬重父母”文化趋于解构的事实,即子女对父母赡养的观念呈现出越来越淡化的趋势,孝道之责缺失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社会问题。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为自己写作”或“为戏剧写作”的创作观,80年代之后,“随着关闭的房间对国际社会的开放,品特重新把浪漫之爱界定为能恢复活力之爱,其中包括友谊以及通过实际行动来推动公正的急迫心情”,其创作主张、创作内容和审美取向也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些变化并非只是简单地转为表达其个人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倾向,伦理价值观的表达成为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品特后期创作中的这种“文以载道”艺术主张的转变实则是对文学伦理属性的回归,进一步说明“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诗歌创作是品特的整个艺术创作和思想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占的地位并不逊色于戏剧。品特的诗歌写作与其同时期的戏剧作品在主题上具有同一性,特别是后期创作的诗歌更是饱含着丰厚的伦理内涵,表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对造成死亡的战争的强烈谴责、主张正义、抨击强权统治、倡导人道主义等品格。通过戏剧、诗歌创作、发表政治演说、参加政治活动等方式,晚年的品特步入到另一个更真实的舞台。他对充斥世界的各种不公正现象进行了严厉地抨击,因为“在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我不再沉默寡言”。品特后期创作的反战诗歌用词简洁、犀利、准确,饱含着丰厚的伦理内涵,表现出他对造成死亡的战争的强烈谴责,以及对生命的敬重和对于“逝者”尊严的索求。无论是在微观的家庭场景中,还是身处宏大的社会历史舞台上,也无论是在弱小卑微的个体生命旅程上或是动荡不定的民族迁徙中,个体和集体的文化心理中都曾充满了怨债、责难、痛苦、焦虑、冷漠或麻木。那么如何再现这些人类曾经经历过的伤痛历史?舞台呈现无疑是最佳途径之一。相较于小说、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戏剧作为再现创伤的表现形式,更加直观、也更具有感染力,更能形象地营造出各种变异的意象和情节,强迫性的重复动作设计以及受创场景的再现,宜泄常规语言无法表达出的情感。在《归于尘土》一剧中,从“丧女之痛”这一个人创伤事件出发,品特创新性地运用了互文性、创伤叙事等多种艺术手段,表现出更加广泛而深远的、有关历史中的种族大屠杀,以及当今世界里的其它形式的暴虐行径的伦理主题,反映了品特这样一位艺术家对于历史的见证和记忆,以及对于“后大屠杀”当下现实社会的反思,体现出作家深切的人道关怀。其中所蕴含的警示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战争、暴虐存在一天,那些己经逝去的亡灵势必“入土难安”,而“入土为安”只能是作家自己的一个美好愿望。

艺术特色

总体品特的剧作创作大致被分为早、中、后3个时期。早期是荒诞派创作,中期是现实主义和回忆性的戏剧,如《情人》。这两段时期的作品都有哲学上思辨的意味。后期的创作政治倾向特别明显。品特早期的戏剧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荒诞派戏剧”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塞缪尔·贝克特的创作理念的影响。在这些剧作中,“房间”意象的运用表现出狭小的空间里人们内心的焦虑、无法沟通的人际关系、入侵者随处可见以及生存危机等“威胁”主题。同时,品特还通过零乱而又无逻辑的对话,以及运用对话中时刻出现的停顿和沉默所造成的特定氛围,形成一种不可名状而又模拟两可的神秘感。这些特点与他特有的喜剧手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威胁喜剧”的基本样式,为“品特式的”戏剧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品特剧作的艺术特色在于:1、喜剧与危险共生,轻松与恐惧俱存。嘻闹中透出严肃的人生意义思考,严肃借喜剧般的对话与动作发挥展开。2、语言的多解性,为观众创造了奇特的戏剧舞台世界:让貌似日常现实生活中充满不可理喻的神秘与荒诞,冲击着现代观众因习惯而疲劳、因疲劳而麻木的艺术审美观。品特创作情境时“视觉是双层面的循环过程,一方面,剧作家必须允许人物有足够的必要时机来展开自己奇特、看不见的行动,另一方面,人物必须具有本能的戏剧节奏和戏剧结构的感觉。”他认为,作家的作用是很好地把握他和人物的微妙关系,他们相互高度尊重,不应强求人物说他们不能够说的话。作家也不能将人物领到计算好的位置上,而是让他们自己承担自己的问题,给予他们正当必需的时机去解决。同时,品特认为他的人物也是可控的。他的作用仅仅是选择和处理人物的行动。然而事实上,“品特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句子的成型到戏剧的整体结构。一方面安排人物的行动,一方面聆听他们的要求,沿着人物自己留下的线索往下走。因此,品特通过综合了戏剧、广播、电影和电视的艺术能力,获得了多种手段和方式的艺术表现力,打通了门类艺术的局限,延伸了戏剧形式的边界,他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的特点融汇在一起,扩大了艺术综合的可能性,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体地说,品特利用电影与广播艺术技巧解决了舞台剧创作的局限性问题,反过来,戏剧与小说艺术手法也帮助他的电影实现了独特的时空结构。1960年代,品特经历了不断参与电影和电视的制作,有些戏剧就是在拍电影时所产生的。1965年以前,品特的戏剧都是从排练中获得灵感与技巧,包括《回家》。但是之后,《风景》、《沉默》、《昔日》、《独白》、《虚无乡》和《背叛》都是受到拍电影和电视经历的影响,以致他戏剧的形式非常接近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沃尔夫在小说中取得的成就:等效戏剧的内心独白。必须承认,由于各种风格的相互影响,导致品特形式边界的扩张,因此,观众和评论家往往不能适应,而造成莫名其妙的观演效果。品特戏剧的艺术本质特征是一种日常生活情境“惯例”仪式。虽然品特戏剧显现出极明显的“冲突”,但是这种模式并不符合黑格尔阐述的以及戏剧史上所表现的意志冲突模式。“品特式的冲突”情境表现在离意志爆发点还有一段距离的对抗上,这种情境下的人物对抗并不是简单的毁灭或解决问题,而是在审美意识形态中的较量,没有对、错、输、赢。戏剧中的各类情境仪式,规定着权力与屈服的内在控制关系,戏剧人物就是在这种总的情境基础上发生种种行动的选择,形成了品特独特的戏剧形式。品特的大多数剧作常常会呈现典型的品特式的场景:一个房间,两个人,这两个人在进行着平静的对话。但是当室外的人进入到房屋的领域,特别是登堂入室后,屋内的局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很多时候室内外的人们会进行某种游戏,或者是某种仪式。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近似儿童玩的游戏,如捉迷藏,或争强好胜的口舌之战,最终的结果常常出人意料,而室内外人物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突变,所以这些游戏成了剧中人物命运的转折点,也是预示人物在游戏前后不同命运的分水岭:生死存亡从此大不相同。创作态度在后期的戏剧、诗歌创作中,他通过互文性、创伤叙事、戏仿等各种文学策略,将集体历史文化创伤与个体心理创伤相结合,表达出自己对于战争给人类带来创伤的再思考,尤其是对于“后大屠杀”时代的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战争以及各种暴虐行径的批判,书写着历史创伤的当代危机。在创作中,品特一直保持着求新求异、勇于尝试的写作态度。他的写作总能创意迭出、式样常新,因此,他的艺术表达方式远不止“沉默”、“停顿”等众所周知的方法。他常常通过多种方式、多种舞台手段,包括影视、小说、诗歌等表现方法,来建构自己的剧作,表现出超强的驾驭舞台的能力。不同作品中,品特的表现手段很少雷同,多样的戏剧形式里蕴含着作家对于社会的种种深刻思考:在《情人》一剧中,运用“角色跳转”表现人物身上斯芬克斯因子中自由意志的肆意;在《风景》中,运用“内心独白”的叙事方式,在舞台上“说出”了夫妻间的疏离的感情危机;在《背叛》中,倒叙手法的运用,将剧中“婚外情”行为还原至两个不同的伦理语境,说明意志冲突导致或抑制“婚外情”的原因是在不同的伦理语境中形成的;在《山地语言》中,他赋予“画外音”和“沉默”丰富的伦理含义,以表现出至亲之情的无法阻断;在《月光》中,他将三个舞台空间并置,这一戏剧策略彻底解构了原有的平衡、稳定的舞台空间,形象地表现出父辈与子女代际之间,矛盾且疏离的亲子关系;在《归于尘土》一剧中,他创新性地运用了创伤叙事、互文性等多种艺术手段,表现出更加广泛而深远的、有关历史中的种族大屠杀,以及当今世界里各种暴虐行径的伦理主题,反映了品特这样一位艺术家对于历史创伤的见证和记忆,以及对于“后大屠杀”当下现实社会的反思等等。语言品特写的是对话的冰山,他剧中的人物像是冰冷的海洋中漂浮的遥远的冰山,他们之间的交流在海底进行。在“品特式”的独特氛围中,最有表达力的不是语言而是沉默。读者所能知道的,关于这些人和这些事,永远是片面的,但在沉默中,有时人们似乎能摸到真相。人类的沟通其实就是冰山,冰山浮出水面的小小部分就是听得到的言语。飘浮在下面的巨大体积就是平时听不到但已结晶的情感、思绪。在某种程度上,品特的语言正应了俗话说的“雄辩是银,沉默是金”或“此时无声胜有声”。在这种貌似支离破碎的语言架构中,品特努力展现人类生存状态中的矛盾、困惑和应对策略。品特运用了“极短句”、“中断语”等来表达一种吐不出、说不上、化不开的内心恐惧,用一再重复的静场、停顿、静默来表达一种迷漫空中的威胁感。实际上,极短句的背后却是丰富的“潜语言”,它负载着无限众多无法以“沟通”作为媒介的潜在世界,于是,一种非语言的真实世界就只能由观众自行感悟,一种荒诞不经的疑惑在落幕之时又重新升起。在品特手中,戏剧语言取代情节成为揭示人物内心激情、表现冲突和展开行动的要素,停顿和沉默成为了戏剧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人物感情冲突的高潮。因此,品特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和紧张度。然而,在表面上,剧中人物的对话却往往显得轻描淡写,正如大河平静的水面下隐藏着湍急的激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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