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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鲁尔福创作特点

主题

胡安·鲁尔福作品全都以墨西哥农村生活为题材。一部分写墨西哥革命，另一部分则大都写墨西哥农村的贫穷、落后和富者的为富不仁、贫者的救死不赡，写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破灭。无论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还是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胡安·鲁尔福都关注二十世纪初墨西哥乡村最土、最粗俗，也是最现实的东西，包含了绝望、欺骗、冷酷、死亡等。在他收录于《燃烧的原野》中的短篇作品里，比如《孤独的夜晚》、《烈火平原》和《我们分到了土地》描写的均是墨西哥革命，前两篇叙述农民起义军的惨败和革命理想的破灭，第三篇写革命“胜利”后农民们获得的土地竟是一片寸草不长的干渴贫瘠之地。《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事发生地科马拉，刻画了一个巧取豪夺、心狠手辣的土财主的形象。在庄园主和酋长佩德罗·巴拉莫的统治下，破败凋敝、荒无人烟。胡安·普雷西亚多只身一人闯入此地，寻找他的生父佩德罗·巴拉莫。主人公佩德罗-巴拉莫是庄园主卢卡斯的儿子，他小的时候父亲被雇工杀死，家境也一落千丈，为此受到很大刺激。成年后他采取用跟他家最大的债主多洛雷斯-普雷西亚多结婚的办法来免除债务，改变家庭经济状况，尽管他从来也没有爱过她。后来他又借故将妻子送到亲戚处，从此将她抛弃。为了扩大地产，佩德罗-巴拉莫与管家合谋，将地主阿尔特雷特吊死在家中，假造契据夺了阿尔特雷特的地产。他在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中假装投靠革命，以便保护自己，指使自己的心腹打入革命阵营，以监视起义军的行动。他唆使起义部队了去抢劫周围的村落，自己趁机扩大地盘。尽管佩德罗-巴拉莫在乡下不可一世，但他的心中充满了孤独，他作恶多端的爱子坠马身亡，他童年时青梅竹马的女友苏珊娜另嫁他人。当他千方百计娶得苏珊娜时，苏珊娜历经磨难艰辛迫害已神经失常，一直到苏珊娜死，佩德罗-巴拉莫也没能进入苏珊娜的心灵世界。万念俱灰的佩德罗-巴拉莫最后被他的诸多私生子之中的一个——赶驴人阿文迪奥酒后杀死。佩德罗-巴拉莫死了，科马拉村也在饥馑中消亡。

风格

《佩德罗・巴拉莫》运用最多的手法是闪回。故事里的人物绝大多数都已经死去，鲁尔福却漫不经心地将他们还原到现实场景展示，时空转换明暗交织，极具幻想气质。《佩德罗・巴拉莫》几乎整篇都是独白。主要叙事人的出场顺序似乎没有什么内在逻辑，这些随处散落、零零碎碎的记忆片段就这样拼凑起来巴拉莫近70年的人生。从已去世的母亲絮絮叨叨的回忆不断出现在胡安的叙事中开始，鲁尔福的招魂术就运作了整部小说没有多余的议论和联想，也没有多余的插话和解释，这与作家创作“开放小说”的意图紧密联系。整部小说放弃知晓一切的作者，在独白之间留下空白，故意让读者去补充、去想象、去思考这些空白。单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佩德罗・巴拉莫》未免有些混乱，以致长久以来，除了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大而无当的术语之外，它如此随意善变的叙事视角似乎无法被有效解读。对于西方人而言，一个完全由鬼魂讲述的文本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完全违背理性主义的逻辑。但是对于墨西哥人而言，这一点都不“魔幻”。因为墨西哥的文化中，生死无界。《佩德罗・巴拉莫》式的招魂写作――将记忆唤回，使历史与现在共存于同一空间，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个典型的非西方文本，它甚至构成了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概念的巨大挑战。

《佩德罗・巴拉莫》也可以被视作典型的俄狄浦斯文本。对胡安而言，父亲仅仅存在于叙事与建构之中不仅胡安无父，科马拉中的大多数年轻男子都是在“无父”的情形下长大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巴拉莫，而后者从来没有认过他们。将《佩德罗・巴拉莫》还原于历史语境之中时，文本内外（包括鲁尔福在内）的俄狄浦斯们的焦虑便超越了个体经验，而可以被视为关于墨西哥国族身份的寓言。《佩德罗・巴拉莫》的写作，表明大革命中长大的西班牙后裔鲁尔福对欧洲传统（线性历史观、现代化道路）的彻底拒绝，这本身带有浓厚的文化弑父色彩。虽然“鬼魂叙事”的风格标明了对阿兹特克文明的敬意，但鲁尔福并没有将皈依印第安文明视为墨西哥的出路。因为包括《佩德罗・巴拉莫》在内，鲁尔福的所有小说都并没有快乐的结局。而鲁尔福笔下的鬼魂，生于科马拉，死于科马拉，死后游荡在科马拉，永生永世没有救赎，没有希望。另一部中篇小说《金鸡》是以第三人称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故事的发展推进都有作者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议论、插话、解释也多有出现，这与《佩德罗-巴拉莫》正形成鲜明的对照。《金鸡》的创作实际上是他先前《烈火中的平原》一贯风格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