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创作特点

宗教情怀阿来抓住了嘉绒藏区藏传佛教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客观地书写出宗教在现代性面前的实际面貌。如《尘埃落定》中，阿来在文本中处理麦其二少爷时，形成了作者与主人公的同构关系，他既要主人公实现一个男人对权力的追求，也要求他时时考量藏传佛教一切皆空的思想和现代性历史当中土司制度终将灭亡的事实，所以才有“我在哪里，我是谁”的发问，其实背后是作者力比多在文本中的实现和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及复杂宗教情怀的集合。阿来通过一系列生态书写，提供从现代生态文明维度去重新认识藏传佛教生态理念。由于全球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们越来越关心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阿来借藏传佛教讨论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这也为他指向生态书写的创作赋予时代意义。乡土情怀阿来在创作中展现出乡土观念，尤其在《空山》中书写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机村编年史。阿来的乡土叙事是要通过现代性视角来审视乡土空间，揭示出乡土世界与乡土生活者在现代性历史中的命运，表现出乡土空间和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对抗与融合、吸收与批判、主动与被动的张力关系，使中国社会对于现代性追求深层渴望和矛盾都在乡土中体现出来。通过乡土描写，阿来的文学作品对藏族历史、文化命运进行表现和思考，主要体现为他对藏族历史往事的反思，对藏族文化进行阐释并对藏民族进行思考。先锋主题阿来作为先锋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积极展开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审视与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这些因此构成了他作品的先锋主题，或者说他的作品作为先锋文学的主题话语。与他的《尘埃落定》等长篇小说一样，阿来的中短篇小说表现了人性的异化、人生价值的虚无以及生存的荒诞等先锋主题。阿来看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一方面努力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却因为一些原因而在追逐中迷失自我，沦为外物的奴隶。阿来还揭示出人类的日常生活被琐事充斥，人的价值变得虚无，人类生存命运的荒诞与整个世界的非理性，以及人类对此进行的反抗。反思当代阿来对生态的反思和感悟尤其深刻，在其创作中既书写美好的自然状态也描绘现代性对自然生态破坏的本真面貌，充满了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美好共同发展的向往之情。阿来的生态书写纷繁复杂，从社会、自然、个体等多方面的交叉书写展示不同维度的现代性生态反思。阿来挖掘和批判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展示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阿来通过小说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爱与伤害。小说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叙述作为文本的叙事核心，并由此来揭示人类所面临自然生态危机及其背后蕴涵的深层的人类文化危机，同时以生态系统整体为价值基础，对自然、人的整个生命系统中进行道德关怀和审美关照，吁求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相互融洽和谐，从而达到自由与美的诗意栖居的小说。阿来歌颂自然的神秘优美，通过文学书写将自然从以往的背景转到前景，真正实在的以独立性和自足性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叙述视角阿来的创作中，傻子视角比较突出，如在《尘埃落定》里，出现了还是小孩子的傻子“我”，常常说出有哲理的话，这样一种不和谐的叙述声音，最终造成人物身份的“不真实”。另外，重视角叠加也是阿来常用的一种视角，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视角的转换位移，是阿来小说叙事上的重要特征。如《尘埃落定》中，阿来让主人公“我”变成了多重叙事视角承担者，目的是让一个特殊人物既充当主人公，又充当叙事者。在小说中，阿来往往交替运用了“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两种视角，并且常常对读者说话，与读者形成一种对话与交流，实现小说视角的转换。叙述结构在长篇小说中，阿来采用了两种叙述结构。一种是双线式的叙事结构，如在《尘埃落定》中，一条线索是土司盛而衰的过程，另一条线索则是“我"的心灵史，两条双线具有显隐之分：土司灭亡史是显线，“我"之心灵历程是隐线。两条线相互渗透，相互呼应，构成了小说文本张力，同时，也造成文本的诗意和哲理内涵。另一种是是“花瓣式”的结构方式，如在《空山》中，写一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每一个中篇或者一个短篇写一个人，以写人为主，最后描述出村庄的人物群像。这些人中的每一个在这篇小说是主要人物，到下一篇小说成了次要人物，互相穿插，浑然一体。在中短篇小说中，阿来采用了三类叙述结构。一类是运用主副双线结构，如在《旧年的血迹》中，主线是写父亲沉浮的一生，另一条副线则是“我”的成长经历，小说没有按照时间线来叙述，而是通过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不断变换时空，造成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模糊；第二类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单线结构，阿来所写的传奇故事类，善用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简单明朗，适合讲述民间故事；第三类是“元叙述”结构，叙述中有双我的存在，文本中有两条线索在运行，相互合作又相互拆解，元叙述的叙述者往往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裸露创作痕迹的欲望。象征艺术阿来的小说中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特别是意象化象征、整体象征，借此达到普遍的意义与寓言般的效果。如《尘埃落定》整部作品就是一种象征，笼罩整部作品的中心意象“尘埃”，象征着一种必然消逝的历史趋势，土司制度的没落消亡，爱恨情仇的消逝，一种传统文化的消亡。小说往往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超越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具有隐喻性、表现性、象征性、寓言性、诗性和智性。魔幻现实主义在阿来的小说中，大量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使小说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在《尘埃落定》中，叙述者兼主人公“我’’，是一个常人眼中的傻子，然而，“我”却能预见未来。如在罂粟花战争中，门巴喇叭与汪波土司的神巫斗法，“我”预见了麦其土司的三太太央宗出事了，她的孩子刚生下来就死了；“我"与父亲在望楼上时，告诉父亲马上就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后来，女土司在回去的路上遭遇拉雪巴土司的抢劫；在麦其土司设伏攻打拉雪巴土司时，“我”预见战斗的开始；“我”更是能预见土司制度消亡的历史趋势等等。魔幻现实主义在阿来小说中，成为叙事的手段和动力。同时，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自由转换叙述，使小说文本产生一个空间距离，增强作品的审美张力。愚拙形象阿来是一个擅长写“傻”的作家，“傻子”的意义更加具有延展的空间，“傻子”形象的复杂性愈加地显现。阿来塑造的系列“傻子”形象，具有某些说不完的特质。从总体上说，阿来笔下的“傻子”都有一个共性，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中智力低下的傻子，阿来写的“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傻，而是倾向于“大智若愚”的“愚”，“大巧若拙”的“拙”。而从内部的差别来说，阿来的“傻子”形象大致有这样两类：一类如《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阿古顿巴和《空山》中的达瑟，他们的“傻”是通晓世事后的透彻，是洞悉未来的先知，略带有的神秘色彩是用模糊性来掩盖智慧的锋芒，“愚”与“智”的跷跷板孰升孰降；另一类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没有大智慧和复杂的心理，他们“傻”在“简单”，在于对人性中某些可贵的品质有着超于常人的坚守，如《空山》中的达戈和索波，《格萨尔王》中的晋美和《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烱。这两种“傻子”，尽管一种是追求灵魂上的超脱，另一种则致力于精神上的坚韧，但是他们都在表达着阿来的用心，他希望人类可以在现实存在的意义上更加超越，只有这样的“傻”才能抵得住喧嚣和浮躁，他们的“傻”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反衬世界的虚伪和复杂，划开伪装的面具，一面又如一股清流涤荡人们的心灵，还原人类最本质的简单和纯朴。英雄形象阿来的创作中，英雄是很大一部分故事的主角。对于藏民族来讲，英雄是凝聚人心的力量，是民族发展的推动者；对于藏族百姓而言，英雄是希望，是黑暗社会里的光明，是领袖是摆脱苦难的救世主。英雄的故事之所以能广为流传，是因为人们在迷茫的潜意识里呼唤着、期盼着这样的人物。英雄是阿来的故事、里不可缺少的人物形象。只不过，阿来选择的是以“重述”的形式向着遥远的时代回溯，他“重”的是历史，“述”的却是现实，阿来真正想要呼唤的是英雄的精神和拯救人心的力量。女性形象在阿来的作品中，女性形象被塑成“欲望化”“符码化”的“女体”，文本成为一场男权主义话语的狂欢，是男性权利公开化、理性化和权威性的施展和表述。如在《格萨尔王》中塑造的几位女性，虽然仍被男权掌控，但在不同人物身上已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阿来在小说中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对那个时代女性身不由已的悲剧命运的同情。因此，阿来并没有在女性身上使用沉重的悲剧性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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