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胡克人物评定

在这一部分，首先要履行上文的承诺，即对胡克有关恩格斯的批判进行讨论，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当然也包括前文胡克对正统派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的论述的基础之上），来考察他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的。首先，在胡克看来，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不恰当的”解释加剧了四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对峙。他认为，恩格斯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对马克思思想的某些方面作了某种带有特征性的强调，而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各领导派别为了各自理论的实际需要（按照胡克的观点，这种需要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了成为马克思思想真正的解释者，真正的“传人”；二是为了争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以有号召力的理论——当然马克思的遗产是最明智的选择，来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胡克说：“名字和象征会在群众运动中带来巨大的威信。……而当它们在旧的假面目和口号的装扮下出现时，人们将更加易于接受它们。 ”），又对恩格斯的这种强调的某些侧重点进行了派别色彩非常浓重的进一步阐释，最终导致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正是因为恩格斯希望构建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在《反杜林论》中用一元论的体系而不是从统一的方法论出发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正是因为恩格斯想要保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所以他竟然接受了费尔巴哈机械唯物论的浅薄的公式。胡克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虽不像正统派所宣称的那样一致，但也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得那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起的恩格斯在革命的自觉性的引导之下，在关键时刻回到了马克思这一边，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抛弃了早先的感觉论，采用了明确的经验主义的观点；在论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几封重要的信件中，他纠正了经济机械论的错误，强调了人的意识在核选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恩格斯最后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导言》中，他着力弘扬了革命的伟大意义。然而恩格斯的转变却被正统派们视而不见，他们不但歪曲的解释了马克思的思想，而且还删改、曲解恩格斯强调的侧重点（而这些强调，恩格斯在后期已经放弃），僵化成系统的教条，诱发了改良主义的大泛滥，加速了第二国际的解体。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字里行间充斥着的胡克对于马克思的崇敬之情，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感情，使得他在对马克思的合伙人、好朋友、思想的解释者——恩格斯的批判保持在一个比较温和的范围之内，或者说是可以让任何人能够接受的善意的批评。而将错误——当然是本质性的错误，统统算到了正统派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头上，使得他们在胡克那里成为了马克思思想的“背叛者”、自己的理论的“掘墓人”。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的胡克，对马克思是非常推崇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这本出版于1933年的书中，我们更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胡克的这种感情——对自己崇尚的理论进行捍卫（当然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由此不难看出他当时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忠实。然而与此同时，作为杜威的学生，胡克注定首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然后才能是其他主义。但在胡克眼中，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矛盾。杜威在某些时候所运用的历史方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相互补充、并行不悖；而杜威对哲学二元论根源的劳动分工式的分析，对人的超时空的目标的设定的反对，对哲学与社会环境密切关系的强调，对实践本体论地位的重视，对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思想的主张，都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非常接近。而在具体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上，胡克是与卢卡其、柯尔施站在一边的，将马克思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价值理论，一种非常重视人的活动、人的参与的实践理论。胡克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在基本出发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的需要、进化和活动”。杜威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到的启示是：哲学以及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都来源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而且人从来就不是世界的旁观者，他一直都是一个直接参与谋划、行动的当事人。胡克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出发点如出一辙，但和杜威不尽相同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更强调人的活动的革命性；确切地说，“它（指马克思主义——作者注）并不是一种学士椅中的怀古哲学，而是一种社会行动的哲学；更加具体地说，它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 ”在胡克看来，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对马克思哲学这一基本特征的篡改，使得原本在马克思那里极其重要的“人的活动”——人的能动性成为了一种社会进步的可有可无的“多余的附加物”。一个朝气蓬勃的行动者纲领就这样变成了坐在扶手椅中的“秃头博士们”手中的讲义。他说：“在他们阐释的基本特征中，都存在着一种明确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不再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科学了。官方的理论上的强调，包含有这样的意思，那就是：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创造历史的方法，还不如说是在历史已经被创造出来之后，理解它的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某种中性的和超越价值判断的东西，就像山坡决定冰河运动一样，马克思主义决定了行动。在严格意义上说，它是客观的和科学的。它的威力不仅建立在权利之上，而且建立在知识之上。 ”而这种歪曲的解释的危害就在于：社会主义成了一种科学论证的产物，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对于它的“一切反对和忠诚，都同样是无足轻重的。” “对于马克思所作的这种纯客观主义届时，造成了这样一种使人麻痹的理论。” 虽然早期胡克非常推崇马克思，对他的理论体系有比较完整的自我理解，但并不是说他对马克思是全盘接受的、毫无疑问的，相反的，由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盛行，它非常不满于马克思哲学的模糊性，竭力倡导哲学的科学性。在胡克这本《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出版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当时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一个高潮的开始时期，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也都纷纷借机提出自己的理论和纲领，希望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因此，他们的主张、理论以及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就会或多或少的沾染自身政治需求的目的性，而胡克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对他们展开了批判。通过上文对胡克相关批判的了解，我们不难看出，如果仅仅简单的从理论层面来考察，那就无疑正如胡克所说得那样，马克思的继任者们歪曲理解了他的思想，修正主义放弃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改良主义则是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在胡克看来简直就像一群只懂暴力的“莽夫”，他们抛弃了人的政治能动性，而列宁和卢森堡虽然回归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和精粹，但卢森堡犯了机械论、宿命主义的错误，而列宁在辩证法上则是追随恩格斯接受了费尔巴哈机械唯物论的“浅薄的公式”。然而，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来看，胡克在对当时马克思的后继者们的批判确实是走向了极端。他批判、否定了当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认为这些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的理解，都是不恰当的。他急于提出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来证明自己的批判。然而真的就像胡克所认为的那样吗？答案是否定的。他在批判的同时，本身也对马克思思想作了反向的歪曲理解（对于首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胡克，这一点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在他看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矛盾，可以一路同行，但这种相似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形似而非本质上的神似，而胡克却理想的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试想，貌合神离的两种理论会一起走得很远吗？我想这可能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胡克开始放弃其理论的一个原因吧。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它是如何完成这一粘贴过程的。他用杜威的“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多元历史观混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更多的看作是人的主观意志的决定和创造，而忽视或者可以说是无视客观条件的决定性这一前提。他用杜威的工具主义混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反映论，把革命理论看做是实现人的目的、满足人的需求的随心所欲的手段，进而把捍卫和破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斗争看作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为了争夺其精神遗产与革命控制权的斗争；把争取社会主义与葬送社会主义的斗争说成是不同集团的生存斗争；把从右的和左的两个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统统封为马克思主义，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界限。不难看出，胡克的实用主义马克思学的理论相对还是比较粗糙的，是一个失败的体系。但是，对于他这种在理论研究上的开创精神我们要给予肯定，毕竟，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了主流地位的各派别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批判，不但需要相当的理论作为基础，还需要一定的信仰以及用起来作为动力。所以，在我看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前游走于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胡克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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