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创作特点

书写青春在双雪涛的小说创作中，涌动着东北20世纪90年代动荡中少年们的执着与无处宣泄的狂热，流动的焦虑情绪。面对时代和社会的病症，处在尴尬境地的少年们的痛苦和欢愉都陷落在巨大的真空之中，上演着装聋作哑的戏码。小说《聋哑时代》可以视作双雪涛对少年时代的一次拓印。小说以刘一达、高杰、许可、吴迪、安娜、霍家麟等人物为单元来结构整篇小说，通过主人公李默与这些人物间发生的事件来填补回忆板块。即使在成长的细碎场景中，这群少年每天发生着轰轰烈烈的变化。在他的笔下，少年群像无不带着他们自身的深刻印记，倾注着储存在记忆之中的强烈情绪。对僵化的学校体制的挑战、对性意识的懵懂、对人际关系似懂非懂的试探，在情绪的游走中完成人物成长的命题。城市乡愁双雪涛实践了带有“城市乡愁”意味的写作，他将个人历史与城市的历史进行着不露声色的同步化处理，并在回望自我成长与父辈遭际中探寻这座城与城中人的缘起、变化与未来，在他这里，乡愁不是对城市化的抵抗，乡愁表现为对城市历史的溯源与对自我起源的追问。他的小说不是惯常的“家族史”写作，不追问过远的历史，他的历史原点始自于20世纪80年代，偶有一笔带过的父辈的简史穿插其间，所以小说中的城市历史也就是他的个人成长史。他的小说多以“东北—沈阳—铁西区—艳粉街”为背景，多于当下追忆80、90年代的那个“我”与那群人，随着空间中老铁西区的消逝，时间的连绵确保了过往的存在、塑造了当下的城与人。他书写的是人与城共同成长的故事，包括人与城共同的暴力故事。怀旧不过徒增感伤，在成长与罪恶中重要的是，人需要通过细致的回忆记载历史，在被时代裹挟、失重的过程中，努力发现某些恒久的具有“神性”的精神力量以自我支撑。父辈形象20世纪90年代，东北工业繁荣的落幕和父辈日渐的颓败是交织并行的，父辈在冥冥之中成为了东北衰落工业图景中一处绕不开的路标。而他们的子辈，包括双雪涛等人在内，则以此为索引在创作中找寻讲述故事的方法。在短篇《大师》的叙述中，双雪涛细致勾勒了父亲的身影是如何一步步坍塌的。从父亲对下棋从痴迷，到父亲只与人下三局棋再到不与人下棋，最后到我代替父亲与人对局的故事脉络中，作者所展露的是人衰老的必然和人无法无往不胜的真相。文本中所塑造的父亲在生活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原先是个仓库管理员，对下棋的过度痴迷导致最后妻子也选择离开。父辈对天空和飞翔的迷恋，在短篇《飞行家》中同样鲜明可见。小说中的李明奇是个在车间制造降落伞的工人，但他想造的是飞行器。李明奇在屋顶上的黑暗中叙述梦想的一幕极具浪漫色彩。小说以巨大气球装载着李明奇向夜空中飘远作结尾，童话般的场景中为飞行家梦想着上亮色，潜在的幻灭则是在这种在实现了对父辈的形象痴念，在冰冷的现实与疯狂的梦想间寻求自己可以立足的支点。人物刻画人物刻画上，双雪涛经常采用极简的白描式手法，脱离诗意化的表达，语言叙述表层对人物外貌的美化被剥离。从身高到脸型和衣着，以一种几乎裸露的姿态呈现于读者眼前。一米几的身高、圆脸还是方脸，仅仅以粗线条的方式勾勒人物的出场。这样的做法起到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对人物出场外型塑造上的克制，弱化了读者对人物样貌的印象，从而将更多的关注力集中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遭遇上，加强了人物行为的力度和场景的震撼力。另一方面也符合所要书写的对象——那些湮没在历史浪潮之下的被模糊面孔的个体。自然意象在双雪涛的小说中，雪的意象得到了更为丰富的阐释。中篇《光明堂》里雪呈现了多种不同的形态。第一场如同粉末的雪对应父亲离开，第二次傍晚的雪势庞大和林牧师布道的场面吻合，之后是林牧师被捅，雪花扑向他的身体，鲜血与白雪彼此相映。不难发现，文本中雪的变化和情节上的转变是相互照应的。文本后段“我”和姑鸟儿去寻获真相的过程中，忽大忽停的雪势和叙述的节奏相配合。直到结尾处，雪终于停止，天空晴朗。雪在无形中承接了场景置换、人物走向转变的功能。湖和湖水的意象也时常出现，并被作者幻化成一个得以逃离现状并摆脱固定叙述的空间。小说《天吾手记》中，主人公李天吾正是通过神秘湖的摆渡得以穿梭在台北解答密语、东北抓捕罪犯和少年追忆初恋的三个不同的时空场景。中篇《平原上的摩西》中人工湖是庄德增和傅东心相遇的起点，而庄树和李斐的纠葛也同样结束于北陵公园的人造湖。不同的人物单元间线索相互交错，最后却将落点轻轻放在湖面，置于二人的小船之上，浮于岸边与水面的交界处。作者有意在结尾设置的边缘线呈现出一种虚幻的末日美感，并和整个故事的起点形成了一个极巧妙的循环。而在《光明堂》中湖的意象则尤为密集，疯子廖澄湖是掉进湖里淹死的，“我”的梦中反复出现父亲和廖澄湖在湖边钓鱼的场景，影子湖底的淤泥和沉没的生命，一直到结尾处湖中出现那条怪异的大鱼。“我”在湖底深处看见的诸多景象反而更靠近事件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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