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人物评价

在80 年代北京文学圈里，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坛上，找不出一个比李陀更活跃比李陀更知名比李陀更悲剧的人物来。每每说到甚至想到李陀，总让人哀其境遇，怒其功利心。说他是文学那五，他却没有那五那样的旧贵背景；说他很有文学的责任感使命感，他有时候像个文学玩票者。说他从来不把文学当回事，他却对文学热爱到了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文学。说他是个文学青年，他绝对是个文坛领袖，号称陀爷。但要说他是文学大家，却还没有写出一部经典大作。他有时跟人说话亲切随和，谦虚谨慎；有时突然变得高高在上，向所有他所见到或者没有见到的人们指手画脚。陈建功：当时不管是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有一两个核心的批评家真是太重要了。在我们这个文化圈子中主要有李陀、郑万隆、阿城、张承志、还有后来的李欧梵、聂华苓等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学氛围。李陀读书多，视野开阔，对文学理解时有创见。当时因为李陀的存在，很多作家都到他家聚会，也因为他的存在，联系了内地作家和海外作家。因为李陀，我认识了李欧梵，聂华苓等。李陀经常提出一些创作上的见解，对于我们的创作很有启发，比如他提出关于各式各样的小说的观点，肯定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他的许多发现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比如说阿城的《棋王》就是在我们的饭桌上讲述的故事，后来催促他写出来的。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当时也是引起我们广泛的讨论。还有张承志从西北带回来的幻灯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酝酿《心灵史》。还有那个时候我写《前科》，经常从刘家窑跑到东四那边郑万隆的家，连夜给他讲我的构思，然后骑车回来接着写。谈到半夜很兴奋的时候，我和郑万隆、李陀三个人到天安门广场溜达，坐在马路边上谈文学，有时候饿了就到旁边的西瓜摊买西瓜来吃。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因为李陀的存在，后来和李欧梵、聂华苓、蒋熏等人也经常交流文学创作体会。在我们的交流中，经常会有一些激烈的话题，比如李陀经常会训斥一些作家文体上缺乏自觉等等，李陀是性情中人，愤怒露于言表。李陀会敏锐地发现作家中产生新的因素，在他的推荐下，成就了很多作家。李陀的言论同时也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提高了我们的境界和思想。李陀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他在影视方面也多有创见，支持过不少艺术家的文艺活动。在李陀的影响下，我们也接触到各种艺术门类，这些艺术门类的相互融合，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艺术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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