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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在《上海文学》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移动的地平线》一文,他指出,文学的进化论批评在九十年代初的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的言说中已经露了头,九十年代中期之后越演越烈,至近一两年,关于“晚生代”的大量评论又把这种批评推向了一个高潮。他认为,不能说当前的文学批评完全没有批判。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目前正在深入发展的关于“现代性”的讨论,还是文化研究领域对当代资本主义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似乎都没有得到进化论批评的注意,进化论批评不仅一般地肯定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认为正是这种“解放”才使“真正的文学”,也就是“个人化的文学”得以出现,而且往往用生命体验、生存处境或恶的欲望这些具有哲学或心理学意味的概念做依据,来为“个人化写作”辩护,为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这一历史过程辩护,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论说与八十年代新启蒙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如何评价新启蒙运动已经成了中国知识界热烈争论的一个焦点,面对这样一场争论,文学批评如何对待自己与新启蒙的关系首先就是个问题。当然,这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前提仍然是批评家要作一个选择: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批判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