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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童小军等人2010年在中国大陆12个城市，对21所高校在校生的调查，中国的大学生群体对于“援助交际”的认知度为47.2％，在知道援助交际行为的学生中，有26.5％的人认为援助交际的内涵与性交易相同，有72.5％的人认为其与性交易不同。而不了解援助交际的学生，多从字面意义理解它，认为是帮助他人或增加社交能力。在中国大陆，“援助交际”行为往往被称为“兼职”。“兼职”可以有陪游、陪唱、陪玩等行为，也可以直接发生性交易。无性交行为的援助交际无性交行为的援助交际的陪侍活动大多情况下是“色情陪侍”，其法律名称叫“营利性陪侍”，是在校女学生以获取钱物为目的而为娱乐场所内消费的成年男顾客提供陪侍服务的行为。从具体调查的情况来看，从事陪侍的在校女学生往往是依靠色情服务来满足接受援助交际的成年男子的要求以达到其获取钱物的目的。在提供援助过程中，女学生陪同成年男子聊天、唱歌、跳舞、喝酒，但同时利用色情语言挑逗，还有搂抱、抚摸、接吻等身体直接接触方式为对方提供性刺激，而且性刺激的程度与获取钱物的多寡直接挂钩。包含性交行为的援助交际包含性交行为的援助交际中，在校女学生为成年男子提供性服务，进行性交易，在客观方面具体表现为勾引、结识、讲价、支付、手交、口交、肛交、阴茎-阴道性交及与此有关的行为。包含性交行为的援助交际与传统的性交易活动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从事援助交际的女学生在援助交际服务对象、内容、方式、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自主性，完全不受老鸨等第三方中介的控制和管理。援助交际本质是两性之间一种双向互动的自愿交易行为，形式上并不直接触犯法律，但这种交换一旦存在着价值计算的人身出卖，就会转变为性交易活动。参与人群低龄化根据现有数据，日本未成年女性参与过援交活动的占32.3％，最小的仅12岁。2001年台湾某机构对援交现象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发现援交在台湾地区有低龄化、普遍化的发展趋势，参与援交的人群主要集中在16～22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的《青少年援助交际行为访谈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人员中，未成年人占了33％。2011年，上海市闸北区警方破获的少女援交案中，涉事20余人中有2名未满14周岁，剩下的都是未满18周岁的女中学生。由此可以看出，参与援交的人群主要为未成年女性，且呈现低龄化的发展趋势。参与途径多样化在我国，多数参与援交的主体是通过色情服务机构传播交换信息的，有的甚至是被朋友或网友以诱骗等方式介绍给援交对象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部分参与者是通过网络寻找援交对象，并约定援交地点和时间。参与人群的广泛性援交的参与者除了在校未成年女性，还包括未成年男性、成年男性等，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有公职人员、商人、自由职业者及在校大学生等。对金钱的需求钱物的诱惑是在校学生从事援助交际的最直接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在校学生对金钱的需求越来越大，但还没有工资收入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于是通过援交的方式来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有的在校学生是因为家里贫困，学习费和生活费提供都比较困难，加上家里兄弟姐妹多负担重或有人生重病等等特殊困难而无奈选择援交；有的在校学生虽然家里经济比较宽裕，基本的学习费和生活费是可以满足的，但是为了爱慕虚荣、贪图享乐，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享受比如价值不菲的名牌手表、手机箱包等奢侈品而自愿参与援交。寻求自我价值一些人认为援助交际是一种肯定自己价值或能力的方式。在中国香港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有受访者表示，她的父亲只满足于她的金钱贡献，而没有对她表现出任何感情。母亲只是对她的能力表现出了很高的期望。父母强加给她一种家庭压力，要求她需要自我肯定。最终，她选择了参与援助交际活动，以展示自己赚钱的能力。性需求与自我控制权一些援交者认为参与援助交际活动可以满足性需求。她们认为援助交际活动只是为了性，而不是为了钱，或不只是为了钱。并且，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性行为，是女性的权利之一，一些女孩也认为从事援助交际活动让她们拥有了身体的控制权。从事援助交际的影响儿童发展阶段的心理状态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通过学习模仿等社会化过程，其心理也逐渐形成对性的感受与价值观，并形成自我认同。正因为儿童的心理（特别是性观念、价值观）处于不断变动与形塑的阶段，因此，其对于性行为所带来的心理影响承载力有限。未成年人尚未确立自我的价值观，对于任何事物与讯息主要还是单向吸收并印记在自己的心灵中。因而若有成年人对其有性相关行为，即可能引发儿童的感受困惑，可能产生否认事实、妄想、将人物性化、自我概念混乱，或对于所发生的事项感到忧虑，但却又对自己当时似乎也有愉悦或被需求的感觉而感到迷惑，从而反过来认同侵害者的价值观。这不利于儿童阶段的心理常态发展，甚至可能成为日后挥之不去的阴影。长期从事色情行业也许会让未成年人更加理解性行为的生理意义，但不见得理解性行为的社会意义，后者才是对其巨大的伤害。但是，援助交际或性工作经历对不同人的实际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专属于特定当事人具体语境中，并不必然是“身心摧残”、“永久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