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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主要成就

新石器时代研究

尹达的《新石器时代》，突破安特生（瑞典学者）的错误体系，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科学体系，是尹达致力于一生的重大学术贡献。1939年冬在延安写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推测出龙山文化（两城期、龙山期、辛村期）与仰韶文化（后冈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绝对年代，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体系初步建立。《中国原始社会》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推进到系统的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是尹达的又一重要学术贡献，《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简称《中国原始社会》）是其代表。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辟的“草径”上，1939到1941年，尹达结合当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成为新史学阵营中从考古学出发系统研究原始社会的代表作。1939到1940年9月，尹达完成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这两编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希望从这里看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线索”。“补编”为三个单篇论文：为论证“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由它处移植过来的”，批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东来”或“西来”说，1940年1月写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7月写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认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及附近的考古发掘，是研究当时社会的一批最有价值的史料”，“离开它们，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1941年1月写成《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强调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宝贵的”，但所出的报告太少，“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遗址发掘的史料”。前后三编，1943年由延安作者出版社出版，名为《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别于其他原始社会论着。这一论着，是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1955年4月，尹达针对安特生新着的观点写成《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一文，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综合大量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新资料，早日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来”。1962年10月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和系统的总结，“为这一学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广阔的前景”。

史学史

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尹达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其代表。1977到1978年，尹达决定在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学科研究阵地，着手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逐步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行探索。1982年下半年，尹达与研究室成员制定《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原则，成立编写组，分工编写。编写原则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索和总结；确切地划分其发展阶段，阐明各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1985年7月《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下限写至20世纪40年代末，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成为科学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苏联学者勃·格·多罗宁认为《中国史学发展史》这项成果是“当前中国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新的趋势都在这部着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的写作即已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将最初17年间“发掘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作系统清理，“综合”各遗址中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层位关系”的五处堆积情况，将“许多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较和分析”，最后作出结论。写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更进一步运用综合研究的科学方法批评安特生“在方法论上正犯着这样的毛病，所以免不了要演出‘瞎子摸象’的笑剧”。《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结集出版之际，《后记》强调：“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综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这种学科的理论逐步提高，也不可能从全面的综合研究中发见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系统总结新中国考古收获之后写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更是把综合性的研究作为“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中的极为重要的经验”来强调。这一经验或方法，的确是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又包含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问题。

考古学

考古理论尹达主张将多学科交叉研究纳入综合研究之中：“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需要其他学科的辅持和协作，才能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起来。”他的这一期望，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在《新石器时代》中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尹达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首先，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其次，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第三，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考古发掘尹达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1931到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到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1931到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浚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中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理论发展尹达于1954到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中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到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