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轶事典故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显然，孙科在美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尚能一如既往的“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苦心。孙科这位昔日堂堂的国民政府显要，在美国因生活困难，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身为孙中山的独子，孙科正室之外还金屋藏娇，严蔼娟则是这些新闻中的一位女主角。1932年，严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生活甚为甜蜜愉悦。1936年3月，孙科与严氏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全国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随着也去了重庆。严蔼娟曾设法托人，央求孙科为女儿提供点生活费，却未能如愿。严蔼娟在上海带着女儿孙穗芳，再也无法和孙科联系上，迫于生计，失去生活来源的严蔼娟带着一岁的女儿只得改嫁他人。严蔼娟并未就此打住，息事宁人，而是不断纠缠孙科。孙科曾经几次给钱，以作养育女儿之用。日本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严蔼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孙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关于“民国四公子”，能见到的最“权威”文字当属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实际上，张伯驹笔下忽略了流传甚广的另外三种说法：即“民国四公子”为“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张謇之子张孝若”，再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段宏业”。此事来源于北洋时期所谓“三公子会谈”的历史事件。其实，三公子聚会只是巧合。1924年9月，孙中山派孙科到奉天与张作霖面谈讨直事宜，恰巧，卢永祥也遣儿子卢筱嘉来拜见张作霖，请求军火上的支持。张学良此时在他的父亲手下任职，他与孙科和卢筱嘉的会面成为不可避免，于是便有了“三公子会谈”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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