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人物生平

1891年10月20日，孙科出生。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中国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1895年，孙科随祖母移居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07年，孙科在檀香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0年参入《自由新报》编辑工作。1917年回中国，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12年孙科与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赴美留学，陈淑英相伴而行。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莱，陈淑英生下大儿子。儿子出生后便去电告知他祖父孙中山，孙中山以国家初建，百废待新，因之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给大孙子取了个“治平”的名字。1914年，陈淑英又生下次子。此时正值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孙中山为再造民国而创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以盖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而给其次孙取名治强。1918年到1920年，孙科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中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1923年，长女生于广州，仍由孙中山命名，取名“穗英”，1925年，陈淑英又生次女穗华，此时孙中山已赴北京。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轻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1921年，孙科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长。10月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获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1924年主持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6月与黄季陆合作提出《弹劾共产党案》。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第三次就任广州市长。1927年3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7月随汪兆铭清共。1928年，北伐战争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1928年1月，孙科与胡汉民与伍朝枢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任铁道部长与考试院副院长。1928年11月继任交通大学校长。他推行“交通行政与交通教育相辅而成”的理念，认为人才培养是发展铁路建设的要务之一，提出“从物质上重新建设交大，从精神上提起交大的精神”，实行“部（铁道部）、路（铁路）、校（交大）联成一贯”的发展策略。在他系列理念的导引下，学校加强与铁道部的合作联系，从领导体制、学科建制、办学经费、人才出路等方面均获取较大支持和发展空间，开创学校历史上人才鼎盛的“黄金时代”。1929年，孙科亲领筹办总理故乡纪念学校一所（即今日的中山纪念中学）之责。1931年改任行政院长，因财政危机旋即辞职。同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孙科上台后，政府财政无比困难，不到1个月便辞职了。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1932年改任立法院长，曾鼓吹实行立宪制度，但遭蒋介石冷遇。其间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任首届会长。1938年奉派中国政府代表及蒋介石特使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商务条约》，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常委。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然后跟随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占领区。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47年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进行和谈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孙科内阁组成之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在这一背景下，孙科虽也一再向“蒋总统建议和谈”，但是决定“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以等待适当之时机”。因此，当新闻报道他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他当即否认。正在孙科期待“适当之时机”到来时，中共宣布了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蒋很恼火，声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蒋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一方面，他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声称他一直本着“和平建国”的一贯政策“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乱”，他不得不“戡乱”。如果中共无“诚意”，他就“决予剿平”。孙科对此非常不满。这些表明，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做了一点“让步”，并要求蒋下野。孙科宣称他既然“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就须“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实现”。在孙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吴铁城、张治中、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讨论结果是，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虽然蒋介石仍然恋战不退，但是，形势的发展对蒋更为不利。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949年1月14日总攻天津，一方面前进到长江北岸。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须以八个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58名立法委员1949年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认为中共既然“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1949年1月19日，“未及签名”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一些人则明确要求：“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有权利光荣退休，不必再将国事烦他。”孙科立即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在1949年1月19日内阁会议上，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多为和平而呼吁”，强调这是“普遍民意之所趋”，因此“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虽然蒋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孙科的“功劳”。蒋介石下野后，孙科、蒋介石、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新的较量。孙科把寻求“光荣的和平”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作为他的主要任务。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凭借“长江天险，拒敌渡江”，达到“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的目的。如果该目的达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发出致毛泽东的卯阳电，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中共表示欢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实际上，李宗仁此举也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遭到蒋、孙的联合抵制。孙科则一方面拒绝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声称“政府迁地办公”是“得李副总统（而非李代总统）同意”的，决非他“所可独断”。孙科一再强调“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仅仅是桂系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在1949年2月17日，蒋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3月上旬，他进一步决定“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在此情况下，孙科不得不于1949年3月8日辞职，其所谓“光荣的和平”也随之烟消云散。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1951年赴法国。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1954年夏，因次子孙治强从香港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孙科遂迁居与次子同住。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民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当孙科迁居Lagune Beack后，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自己烹饪洒扫，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比较的是一个“看看书的人”。“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是当年孙科在南京寓所挂的一幅很得意的书法作品。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国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办公室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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