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重要事迹

揭穿“进步青年”阴谋　迫使杀手撤离延安1938年4月，国统区的重庆大学组成教授访问团访问延安，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大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在访问团中，有位名叫肖致平的教授，他带有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年龄二十多岁，在重庆一所大学工作。访问结束后，沈辉主动要求留在延安参加抗日，得到批准后，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此后，沈辉常用积极的态度和进步的语言，向同事打听中央领导人的情况，甚至对领导人的个人生活也很关心，还曾独自一人去过毛泽东住地杨家岭。沈辉这些反常的表现，很快反映到保安处，立即引起了周兴的警觉，为了慎重起见，周兴委托副处长王范找其谈话。经过近半天的闲聊，沈辉终于露出了破绽：他自称是河南人，却讲一口江浙话，追问之下，说是小时候曾在上海舅舅家生活了几年，难改口音。此说并没有消除周兴、王范对他的怀疑。经过审查，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局长戴笠手下的骨干分子，并从拘捕的国民政府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的供词中得知，沈之岳可能就是奉军统陕西站站长毛人凤之命潜入延安的所谓“高级杀手”。但沈之岳到延安后，见布防严密，与王范交谈后更是惶恐不安，为保护自己，便主动中断了与特务组织的联系，后来沈之岳撤出了延安。1950年代沈之岳赴台湾，官至调查局局长。“化敌为我服务”　捣毁军统“汉训班”1939年9月，国民政府军统局在陕西汉中开办特务培训班，简称“汉训班”。培训的大批特务都被派往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行潜伏。1940年初春的一天，21岁的吴南山受同事推荐，从老家甘肃庆阳到陕西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帮助他去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到了汉中后，那个联络人却把他带到汉中郊外一个大宅院，进来这里的人不准和外界联系。几天后，吴南山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原来这是国民政府军统局开办的训练班。于是，吴南山为离开这里暗中做了许多准备。1940年6月，第三期培训结束，吴南山受命回家潜伏。这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县政权，吴南山也很快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当了一名教员。他一边想要摆脱身上肩负的秘密任务，一边又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疑虑。思虑再三，下决心向党组织交代了这段历史，并交出了供军统特务使用的万能显影液等器材，表示与特务组织一刀两断。党组织决定将吴南山留在原岗位“为我服务”。几个月后，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长，而吴南山的上级领导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部。一天，吴南山从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回庆阳县途中，恰遇汉训班第三期同学祁三益，由于两人都是西锋镇人，祁三益便把此行的任务等情况和盘向吴南山托出。吴南山得知军统已有大批特务打入延安，暗自吃惊。为了钓到这条大鱼，吴南山对祁三益说：“你通过驻扎榆林共党友军邓宝珊部开的证明信去延安是不行的，因为国共关系紧张，延安查得很严，不如先随我去庆阳再说。”由此成功拘捕了祁三益。祁三益同样也是一位抗日热血青年，误入军统训练班结业后，留班当了四至九期学员的教员，他并有爆破技术专长。为了摸清戴笠的“汉训班”底细，周兴于1941年10月指派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去庆阳县与吴南山他们接头。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是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者。布鲁和时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的陈龙、总政治部负责锄奸工作的副部长钱益民并称延安三大“侦察专家”，毛泽东还笑称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布鲁为了验证祁三益交代的真实程度，指令他在庆阳寻找有无“汉训班”的学员，一周内认出了2人。经审讯，与祁三益交代完全吻合。随后，布鲁又带他到延安。利用“五一”劳动节集会的机会，布鲁等身穿便衣，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故意放慢入场速度，使隐蔽在一旁的祁三益便于指认。入场完毕，祁三益共指认了24人。数天后，保安处抓捕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32人，他们分别打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50多个单位，且大部分已混入党内，有的甚至进入了机要部门，有的女特务还嫁给了我党的领导干部。将他们拘捕后，对其中31人进行反用，“为我服务”。边区其他县也先后抓捕24人，其中多数人都向共产党投诚。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祁三益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保安处历时三年侦破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的戴笠“汉训班”，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时任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及周兴说：“这个案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对蒋介石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课。可惜我们的布鲁太少了，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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