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人物生平

钱江，1915年8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富田乡横坑（亦称泓溪）村。父母在他幼年时相继去世，原来小康之家的生活一落千丈，他和弟弟变成了一对无依无靠的孤儿。他的小学教育，就是在帮人做饭、打杂等半工半读的艰苦情况下完成的。此时，中国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吉安一带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赣江边大庙前小学，钱江常跟同学们一道，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江边欢迎前线下来的北伐军，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听到老师们讲苏联革命成功，讲社会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渐萌发了朦胧的革命意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吉安很快成为对敌斗争的前线。1929年，红军从井冈山来到富田地区，成立了苏维埃，开展了土地革命。钱江当上了儿童团团长，他带领全村儿童积极地投入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参与站岗、放哨、破迷信、查赌博、禁烟等活动。第二年，他转为少先队任副队长，除继续参加各种反封建活动外，还组织了军事训练。这年夏天，他参加在陂头举行的赣西南少年先锋军大检阅，并积极参加了第八次攻打吉安的战斗。随后，他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参加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钱江的革命意识得到了锻炼和提高。1930年10月，红军攻占了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红军提出“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号召，钱江以一个共青团员的身份带头报名参加，正式成为红军的一员，踏上了革命的征途。钱江参军后，由于年小体弱，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卫生员、宣传员。在随后的一年里，他随军转战江西前线，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取得了连续三次斗争的胜利。为了有效地打破蒋介石军队通军事侦察的优势，获得战争的主动权，红军从战争中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台通信和军事侦察手段，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创办了无线电训练队，12月扩建为无线电学校，抽调优秀战士进行培训，红军第一代比较正规的军事侦察人员就从这里诞生。钱江于1931年冬天参加该校第一期学习，1932年初夏毕业，旋即被分配到红三军无线电二分队工作，同年秋调中央政府电台、中央政府侦察台、无线电总队、湘粤赣军区电台，先后担任报务员、侦察员、报务主任等职务。1932年冬，国民党成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调动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钱江和他的战友们在前、后方开展军事侦察工作，及时、准确地提供了军事情报。红军总司令部根据敌情作了部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问里，先后连打两个歼灭战，歼敌3个师，敌师长被打死1个，打伤1个，俘虏1个，从而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钱江和他的战友们，为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1933年9月，红一方面军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军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此时钱江和他的同事们虽然照样准确及时地提供了情报，但由于决策层的失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10日，钱江同军委二局的同志一道，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梅坑出发，开始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钱江主要从事军事侦察工作。随着行进路线敌情的变化，他要不断地对敌进行侦察，做到迅速、准确、及时、不间断地向中央军委提供情报，直接为指挥决策服务。钱江等人每到一地，当别的同志开始休息的时候，从事侦察工作的同志却顾不得一天行军的疲劳，得争分夺秒地紧张工作。有敌情时，往往一日数迁，根本得不到休息。他们付出了加倍的辛劳，同时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1936年春，钱江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适应全国抗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1937年1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重点培养红军的中、高级干部，提高其政治、军事素质，以适应迫在眉睫的抗日战争形势。1937年春，钱江被批准参加学习。同队同学都是从三个方面军调集的高、中级干部。毛主席曾亲自讲课，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和《实践论》都在这里作过讲演。这是钱江参军以来第一次有机会比较系统地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学习联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对提高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并指导他以后的革命实践，起了重要作用。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钱江在抗大学习结束，即随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总部参加研究工作。因战争的需要，钱江于1938年2月被调回延安二局训练队学习。1939年9月，遵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钱江率一个工作队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就地侦察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情况，并相机搜集国民党军委会颁发的资料，以资参考。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不久，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屡屡制造事端，在特务骚扰、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工作队撤离了重庆。1940年，钱江又被调赴抗日前线，在太行山十八集团军总部先后任股长、科长等职，他在领导工作中始终致力于培养干部，发展组织，继而抓提高技术。在掌握敌情、提供情报方面，较好地配合了我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等各抗日根据地的反日、伪、顽军斗争的胜利。1944年冬，为实现毛主席关于建立湘、粤、桂、赣边区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党中央派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挺进华南，与广东的东江纵队会合，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钱江被调到南下支队，目的是开辟和加强那里的侦察工作。到达新四军五师后，他向王震、王首道、李先念提出了在五师驻地组建训练机构，用一年时间，为华中和华南两个根据地培养能独立有效开展工作的侦察干部的建议。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采纳，他被留在五师任中原军区司令部三处政委兼这个训练大队的政委。南下支队因敌情变化未与东江纵队会合即返回中原，为南下支队服务的任务即行解除。钱江回到延安，被批准去北平治牙，便在当时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蒋介石破坏和平协定，内战已不可避免，代表团成员逐渐转移。1946年春，东北地区已成为国共争夺的重点。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命令钱江前往东北地区，负责组建某系统的工作，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1947年夏由情报处分出，成立东北二局。他先后担任副局长、局长等职。这期间，钱江参加了东北地区的各个主要战役，如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春季攻势、冬季攻势，以至辽沈战役，直至东北全境解放。紧接着他于1948年11月，随东北野战军（不久改番号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他领导下的东北二局，为东北全境及平津的解放，为两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战争进展迅速，解放大军直指江南。1949年3月，钱江率部属提前去河南开封开展新区的工作，为人民解放军南下做准备。同年5、6月，武汉解放，他任中南军区二局政委，先后参加了长沙战役、衡宝战役和解放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前夕，钱江从中南调回北京，先后任军委技术部办公室主任、部长助理等职。1954年，钱江同志出任军委三部三局局长。在他的领导下，这一新的组织迅速取得了成果，为粉碎蒋匪窜犯大陆、保卫国家的安全、保卫新中国的事业，作出了贡献。1955年，钱江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任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兼某局局长（至1959年免兼）。1957、1960年，钱江还曾代表国家，以视察员的身份率团参加了苏联和东欧七国分别在波兰和东德召开的无线电联合委员会的两届年会，学习和观察了兄弟国家的有关经验，并引进了一些先进设备。1963年，钱江以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的身份调到张家口兼任技术工程学院院长。到任之后，他即从战备的高度规划这所学院的前景。面对着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他决心用最快的速度培养出一支用先进思想、先进设备、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抗衡力量，落实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遗憾的是他精心设计的改组方案在实施中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未能成功实施。1969年他回到北京任总参谋部三部政委。1976年，钱江响应党的人事改革中关于建立第二梯队的号召，主动退到第二线任顾问组组长。在这期间，他主管了某项军事工程的筹建。他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进行组织规划。1983年钱江身患肾病，1984年免去顾问职务，离职休养，仍十分关心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钱江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他还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6年8月7日，钱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时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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