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提升热度0
全网排名
0
关注度
0
热度
海外人士一定会诧异，纸本的未经装裱成轴的画，等于是张薄纸，一百张一千张，也有地方可以匿藏，只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受难者，才知道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红卫兵、造反派轮番搜查抄，手段之横蛮泼辣，方法之刁钻精到，却是史无前例，墙壁凿破，地板撬开，瓦片翻身，连桌上的一盆菜也倒出来用筷子爬拨，是否有罪证混在菜里，要想保存一幅画都不可能，何况十幅百幅。海外人士虽然看过很多“文化大革命”史料，知识分子如何关入牛棚，强迫劳动，艺术家如何受尽侮辱，精神失常，但难于想像一个画家会沦落到不得不亲手毁掉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这比消灭自己的肉体更其惨痛酷烈，因为“自杀”是一种选择，放弃生命，万事皆休，也可说得到了解脱，而当一个画家正处于成熟期，创作欲如火如荼，前景无限辉煌，突然，他的画即是他的罪，要生存，必得将画毁去。人人都是第一次遇到“文革”，中国的历史经验是秦朝的焚书坑儒，明清的文字狱，西洋的历史经验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庭，二次大战德国法西斯，这些过时的平乏的常识，根本不能应付“文革”的险恶暴乱，愈想愈觉得这些画必定会致自己以死命，本来林先生在家中画，晚上画，外界不明底细，到了这个举国疯狂的时刻，破四旧，清算洋人古人，打到反动学术权威，有海外关系的，叫做“里通外国”，间谍特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林先生的画，单是一张，就可以罗织多种罪名，我以自身的体会，完全理解林先生当时恐惧心理的压力，全上海市到处是游行的锣鼓声，口号声，人潮汹涌，马路和街道里弄火光烟气弥漫，批斗、示众、游街、押赴刑场、各派系争权、流系之中内讧，真枪实弹、血肉横飞……在这样的时空中，再看看自己的画，如果暴露在红卫兵造反队的面前…… 画在人亡，人画俱亡，画亡人在，三种可能，必须立即作出判断而定抉择，第一种其实就是第二种，人因画死，画不会留下来，所以，什么“只求画能保存，宁顾牺牲性命”，此种迂腐之见是自欺而已，当时也会蓦然记起中国古谚：“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手”（林先生辞教授之职而退隐申江，庶几不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训），唯有放弃画，减轻罪名，人才有望活下来，才符合为艺术殉道的精髓。林先生当时的决策，不外乎上述的原委，他说得简明：“只要人活着，还可以再画。”——这是明智的，大无畏的，艺术家下了最沉痛最激烈的狠心，他独自在南昌路寓所的浴室里，用火，用水，烧毁和冲走了十年十五年累积下来的杰作，在中外古今的美术史上，没有比这件故实更悲催的例子，而悲惨的事，还在后面。……以林风眠先生漫长一生的艺术劳作的全过程而论，六十岁前后可说是他个人的“壮年期”，八十、九十岁才是晚年，自从他到了香港以后，我衷心祝福他身心得以康复，优游颐养于新天地，出新作品——据可考的记载，文士史家造兵燹火灾而著作尽失的实例，不算太少，后来由本人凭记忆重写而毕功者亦历历可指，那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向来是成诵成吟的，容易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况且叙述性的记录员，资料性的搜纂，还可以有所摸索攀援，唯独绘画，非写实的画，即兴式的画，超越画家自身的正常水准的画，当时下笔若有神助，过后则鬼神不灵，无可奈何——是故劫后余生的艺术家所能再尽的努力，在于捕捉新灵感，创造新作品，反之，牵萦于对过去的杰作的悼念，总是想着“以前我是怎样的画的”——自己模仿自己，自己拷贝自己，即使做到貌合，总归落得神离，一片公式，一滩概念，模仿自己比模仿别人更不济。“灵感”是无上矜贵的，只在清新的心智湍流处，它才偶尔轻轻掠过，它从不肯停栖于僵木枯枝上，“灵感”是最难邀请的，如梵乐希所吟咏，多少个夜晚的虔诚等待，一次青春怎够用，必得期之于二度三度的青春。——木心先生《双重悲悼》
“我还没有像我在音乐里所表达的那样爱你”——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我在这个牢房里，完全没有办法找到瓦格纳的原文，虽然我相信这和他原来的词句差不多。音乐是通过自身的消失构成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在其最深处和本质上，音乐和“死亡”是最接近的。我在四十岁之前没有过写回忆录的计划，尽管卢梭最后的一部作品《孤独漫步者的幻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是那么单薄的一个小册子，开始我感到不一定非读不可，没想到它如此引人入胜。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遵循福楼拜的忠告：“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人为什么会是波斯人呢’——孟德斯鸠这一问可问得好。梅里美也要问‘人为什么会是西班牙呢’，而去了西班牙，写出三篇书简（斗牛，强盗，死刑），一腔疑惑涣然冰释。我还要问什么，只以为‘幸福’是极晦涩以致难付言传的学殖，且是一种经久磨练方臻娴熟的伎俩，从古埃及人的脸部化装，古希腊人的妓女学校，古阿拉伯人的卧房陈设，古印度人华丽得天老地荒的肢体语言，人类或许已然领略过并操纵过‘幸福’。史学家们粗鲁匆促地纂成了‘某某黄金时代’，‘某某全盛时期’，但没有纪录单个的‘某幸福人’——因为，能知幸福而精于幸福的人是天才，幸福的天才是后天的天才，是人工训导出来的天才，尽管这样的表述不足达意万一，我却明明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后天的天才’曾经在世上存身过，只是都不肯写一帖《幸福方法论》，徒然留下几道诡谲的食谱，烟魅粉灵的小故事，数句慈悲而毒辣的格言，其中唯伊壁鸠鲁较为憨厚，提明‘友谊，谈论，美食’三个快乐的要素，终究还嫌表不及里，甚至言不及义，那末，能不能举一则眼睛看得见的实例，来比仿‘幸福’呢，行，请先问：‘幸福'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的？答：像塞尚的画那样子，幸福是一笔一笔的……塞尚的人，他的太太，是不幸福的。”——木心先生《狱中笔记》片段“如无‘幼功’，就成不了大器。读完大学，即来纽约留学，然后再去英国取博士学位。为时虽尚早，而要立定志向。你有极佳的天赋，是台湾青年中的‘异数’。可惜以前没有得到好的指导，所以急需重新启程。举些小例子，写字要临碑帖的根基，你得安排出时间来练习（毛笔字）。照理应从篆隶起手，再转楷书、行书、草书。但已不可能。你就临王羲之的《圣教序》吧。写信呢，也得符合基本的格式。起首没有称谓是不礼貌的。”——《木心致台湾读者信》节录
但对于札记意义的解读，他又说：“某一事物具有象征性时原应是其意义的开放，却很容易只落得一个疲倦的概念。我不会让札记用以作任何一种形态的抗衡，而愿它以朴素原型获得存在的位置，独立自守于无以名之的观念中。……艺术就在于直观，而且只在于直观。”罗森先生评论展出：“若将狱中笔记与绘画并置，就是对‘十年灾难’的一种既有高度个性又有概括意义的回应，这也许是二战以后到‘文革’之间，最有戏剧性的事件。”木心先生的回应：“罗森先生的这段话指涉深广，概括力极强，而在‘高度个性’和‘概括意义’那两点上，我确曾亲身经验过这样荒诞的‘戏剧性’，如今痛定思痛，事件的悲惨，实乃人性之所万难承受，人性不要有此种担当，没有此种担当才是人性的自然生态，但‘文革’到来，只能奋起搏斗，在大难中把自己的生命衔在自己的牙齿之间，凡道义的事率先见证决不退却，这样，生命连接着生命，永不断绝——对于人，生命和文化是同义的，……反之，如果生命与文化歧义，生命便将相互残害，又将自暴自弃，所以毁灭文化即是毁灭生命。……相对于‘死亡’而言，‘生殉’可不是一种力争，宁是一种智斗，避过杀机以保全身心，像大战之后瓦砾场上的星星点点蒲公英，文化艺术的植物性战略终于胜出。
当木心在他乡异地又开始新的一轮创作，写出洋洋洒洒的论文、随笔、小说和诗歌的时候，他在内心中却又回到那个被毁灭了的图书馆。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终于能够出版自己的作品了。这一新的现实使他增加了一种加速创作的紧迫感。从“记忆中的图书馆”获取大部分的灵感和素材，他争分夺秒地写下了一篇又一篇作品。在纽约牙买加区的一幢小公寓里，他日复一日笔耕至深夜，每天要写下7000到10000字。1992年是他移居美国的十周年，已经出版了八卷新作。然而这些只是他计划完成的百科全书般的巨著的一小部分而已。我最后与木心的一次长谈是在1997年，他告诉我说他计划编写两部巨著而且已为它们准备多年了。第一部名为《巴比伦语言学》，将是一部包括各种文学体裁作品的集子，其字数可能会达到几百万字。第二部是叫做《瓷国回忆录》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按计划字数比《巴比伦语言学》还要多上几倍。他说等他完成这两部书后，他将封笔不再写作。回忆到这次谈话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要拿起电话，问问木心是否已完成其中的一部。可是这种询问无异于唐突一个只有木心本人才能进入的私人空间。值得高兴的是在童明对木心的访谈中，我知道了木心尚未封笔：
上世纪80年代，木心先生旅居纽约，散文小说常见于主流中文报端的文学副刊：《侨报》、《中报》。之后台湾的报纸副刊也有登载木心作品。1984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特设“作家专卷”，题名《木心，一个文学的鲁宾逊》，编者导言里说：“木心在文坛一出现，即以迥然绝尘、拒斥流俗的风格，引起广大读者强烈注目，人人争问：‘木心是谁？’为这一阵袭来的文学狂飙感到好奇。”1987年，学者陈子善看到了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里的“木心专辑”，立刻觉得非常惊艳：“这个判断我还是有的，感觉文字很独特。”当时陈子善对木心尚一无所知，不知道他是大陆出去的，只当是海外华人作家，当即跟《联合文学》方面说，能否将木心作品都找来。如此，陈子善搜集了台湾出版的木心的大部分作品。2001年《上海文学》让陈子善主持一个专栏，发表一些关于上海的文字，陈子善选择了木心的《上海赋·只认衣衫不认人》。陈子善因为张学研究而被称“张爱玲最后的情人”。旧上海的声色文字，他涉猎得不能算少，但是至今仍为《上海赋》击节叫好：“他说，住过亭子间，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也就枉为上海人，真是妙。”木心原本的《上海赋》还计划写上海黑社会，但因为此等文章在他看来都是“游戏文章”，于是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就搁置了，陈子善对此相当遗憾：“要是都写出来，那才好看。”
1994年，木心悄悄回到故乡乌镇，孙家的祖屋不复当年模样，后花园上起了一家翻砂轴承厂，工匠们伴着炉火劳作。失望伤感的木心写下《乌镇》一文：“在习惯的概念中，‘故乡’，就是‘最熟识的地方’，而目前我只知地名，对的，方言，没变，此外，一无是处……永别了，我不会再来。”1998年12月，这篇文章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乌镇人陈向宏回到故乡，开始筹备乌镇的旅游公司。乌镇的一位老百姓给了他一张《中国时报》，他看到了木心说“不会再来”，决心邀请木心回到故乡。2006年，木心文学系列首度在大陆出版，始获本土读者认知。同年，应故乡乌镇的盛情邀请，回国定居，时年七十九岁。
真正将木心先生带到大陆读者面前的，是陈丹青。1982年，陈丹青在纽约求学，在地铁上因为朋友介绍而认识木心，当时只知道他是搞工艺美术的。过了小半年，陈丹青在报上读到木心的文字，非常惊讶，“推翻了我以前对当代文学的看法。以前我从来不看中国当代文学，看了木心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看当代文学了。”陈丹青立刻打电话给木心，随后见面。两个人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众所周知的是，陈丹青是木心的学生。1989年，木心在纽约开设“世界文学史”课程，陈丹青听了五年，记了厚厚的五六本笔记。陈丹青一直觉得，木心的作品好，要介绍给国人，但是又害怕国内读者对他不够熟悉。有了陈村的“一声大叫”，陈丹青终于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2006年，木心作品终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本，第一本是《哥伦比亚的倒影》，并配有《关于木心》小册子一本—因为国内的读者实在是太不了解他了。谁也没想到，这时距他离开人间，只剩五年了。相比中文世界，木心在海外的待遇，似乎要好很多：木心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哈佛与耶鲁的教授主办的“文学无国界”（Words Without Borders）网站，木心拥有许多忠实的读者。
、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汪曾祺、废名、胡兰成……乃至辜鸿铭、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等。木心先生不属于这份名单。他在海外获得迟来的声誉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他被大陆读者认识、阅读的过程，今天才刚刚开始。因此，以我的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在我们视野所及的中文写作及外语写作的华裔作者中——包括美国的哈金、法国的高行健——我暂时找不出另一位文学家具有像木心先生同样的命运。我这样说，不是在陈述木心先生的重要性，而是唯一性，而这唯一性，即暗示着木心先生的重要性。敏锐的人士在八十年代开始“发现”这位“文学鲁宾孙”：就我所知，阿城、何立伟、陈子善及巴金先生的女儿最早在大陆传说木心先生；第一位将他的文章逐字逐句全文打入电脑，于新世纪发布在网站上的，是上海作家陈村。他读到《上海赋》，“如遭雷击”，乃为文宣告说：“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他指出：“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最近几年，网络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开始期待木心先生的登场，上海青年作家尹庆一与王淑瑾夫妇是其中之一。这些读者仅从极有限的转
载文字，便意识到他的唯一性与重要性。大家终于能够阅读木心先生的书。但我们仍然有可能遭遇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几代人已经被深深包围并浸透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们经常谈论一件作品，但很少反省自己的阅读——初读木心先生，惊异、赞美者有之，不习惯、不懂得而茫然漠然者也有之。我斗胆以简略的方式陈述这种阅读经验，那就是：当我们打开木心先生的书，很可能不是我们阅读木心，而是他在阅读我们。木心先生在阅读什么呢？阅读我们的“阅读经验。”——陈丹青《我的师尊木心先生》
八十年代末，木心客居纽约时期，亦自他恢复写作、持续出书以来，纽约地面的大陆和台湾同行在异国谋饭之中，居然促成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忽忽长达五年的一场“文学的远征”——从1989年1月15日开课，到1994年1月9日最后一课，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在座者有画家、舞蹈家、史家、雕刻家等等。听课学生陈丹青说，“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菜单开出来，大家选。从古希腊神话、新旧约，到诗经、楚辞，从中世纪欧洲文学，到二十世纪文学世界，东方西方通讲，知识灵感并作。其中听的听，讲的讲，“金句”纷披，兀自燃烧。“讲完后，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木心说。古代，中世纪，近代，每个时代都能找到精神血统，艺术亲人。
他爱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木心开讲时六十二岁。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他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纽约世界文学史讲座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如今，听课学生陈丹青整理那五年那五册听课笔记，共八十五讲，逾四十万字，结集这本大书时，已不再将之仅仅看做“世界文学史讲座”。诚如木心所最早时设想的那样，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也是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文学的福音书。本书首次披露的木心先生及其亲属的珍贵照片，由陈丹青先生和木心的外甥王韦先生提供。附印民国版本的世界文学书影，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本书在大陆出版时存在删节，本书暂无台湾版本。）
2011年12月21日，凌晨3时，乌镇还未醒来。没有等到一天后的冬至，诗人、文学家、画家木心先生，因病在故乡与人间匆匆而别，享年84岁。木心一生，堪称传奇——从乌镇到上海，从上海到纽约，再从纽约重回故乡。84年，始终孑然一身，惟有文学与艺术相伴。当记者问起“木心先生在最后的时光有没有外出”时，木心花园周围的多数人这样回答：“木心是谁？”他们不曾知道，就在这个凌晨，一位传奇的老人孑然离开，为中国文化界留下了永远的哀伤。
考德威尔个人生平
迈克尔·克里斯蒂安·马丁尼兹个人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