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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瓦尔泽的很多作品均以故乡瓦塞堡的生活为背景。据2007年6月公开的档案显示，他可能于1944年1月30日加入过纳粹党。在其争议小说《迸涌的流泉》中，瓦尔泽塑造了一个为生活所迫而加入纳粹党的母亲形象。在现实生活中，马丁·瓦尔泽的母亲真的加入过纳粹，虽然她笃信天主教。这成为瓦尔泽终生困惑的难题，同样历经战争年代，他和德国文坛另一位同岁的文学泰斗君特·格拉斯相反，后者不断描写战争，并反省战争之罪，可瓦尔泽却拒绝写任何反法西斯的战争小说。在瓦尔泽看来，法西斯已经消亡，格拉斯更多的是在表达反法西斯的意愿，但瓦尔泽思考的问题是德国为何会受到法西斯的诱惑。
瓦尔泽的小说主要反映德国的现实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作者揭示他们寻找个人幸福以及在事业上的奋斗，侧重于描写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纠葛。他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人物的自我内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在德国文坛经历了长期戏剧化的斗争后，他越来越相信，要为自己写作。在2002年以后的写作重心，移向了人性中更柔软的部分，关于爱情和背叛，关于衰老和死亡，关于信仰。这些看似远离公共性的命题，柔软外壳下包裹的却是某种稳健的内核。2010年瓦尔泽创作的小说《我的彼岸》以爱为母题，不过这样的爱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主人公奥古斯丁是瓦尔泽创作的典型人物：男性，德国人，已经或者将被错过的生活。奥古斯丁心爱的女人玛利亚永远在他爱的彼岸。瓦尔泽写小说，一向轻情节，和他推崇的普鲁斯特一样，他长于心理分析，喜欢让人物充满思辨地内心自省。惊奇的是《我的彼岸》只是他计划2011年出版的长篇《童贞女之子》的开头。而《童贞女之子》仿佛一场语言与哲思的狂欢，它像一个宗教寓言，相信自己是无父之子的主人公珀西，却在现代社会苦苦寻找父亲。它是一部狂野的小说：探讨爱情的可能性，信仰的可能性，以及语言的可能性。
瓦尔泽的写作在涉及历史问题时，几乎不用政治性或群体性的公共语言，他认为写作是个人化的表达。在德国，曾有人批评他“把良心私有化”，他不予申辩。在瓦尔泽眼中，如果写出了《铁皮鼓》的格拉斯是一个热衷于教育大众的人，那么他就只是一个表达信仰的人。瓦尔泽的写作风格独特，擅长以心理分析、借喻、细节描写和讥讽反映西德“经济奇迹”时期的社会真实。剧作基调嘲讽消极，运用布莱希特叙事剧的表现手法，描写现实的静态和难以改变。在文艺理论上，瓦尔泽认为现实主义是不断进化的，每当它僵化为理想主义时，便产生新的现实主义，即“X现实主义”。他认为作家个人的发展道路也是由现实主义的青年期进入理想主义的中年期，只要作家童心犹存，便有助于推进现实主义的发展。马丁·瓦尔泽创造一种马丁·瓦尔泽式的“角色散文”。他以刻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为主，像他的前辈托马斯·曼一样，笔底汇集了哲学、诗学、批评等不同门类的思想精髓，有时也流露出沉静的嘲讽和悲伤。他的格言是：“对于小说家来说，观点犹如短路。”或许，他的写作正是由此而得以避熟就生。瓦尔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参与推进社会的进步，使其更加民主。他一方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方面吸取现代派的手法和技巧，尤其推崇普鲁斯特。他的作品长于心理分析，以借喻、讥讽、注重细节描写见长，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瓦尔泽被誉为“驾驭语言的能手”，他的小说被称作优美的散文作品。在叙述中插入对话是他的小说的一个特色，这些对话不加引号，读者必须细心阅读方能辨出说话者。瓦尔泽称自己是古代阿雷曼人的后裔，因此他的作品中常有方言出现。他的不少小说在情节上虽然并无上下承接关系，但是一个主人公常常出几本书里。
瓦尔泽是反讽家和幽默家，当他用幽默和反讽应对衰老和死亡的时候，他就成了黑色幽默家。他在写作自杀论坛时：一个人要自杀，其他人便争先恐后去领养自杀者将要遗留的猫或者狗；一个男的自杀了，一个女的马上表示希望能够拥有他的一张照片，以便日后到了彼岸可以把他辨认出来；有人从字面理解《新约》，相信肉体的复活，所以在自杀的时候想方设法避免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同样地，瓦尔泽笔下的老人形象也令人唏嘘。老人的呼吸描写可以变得如此微弱，以致“几乎无法抵达自己的双唇”；他又说：“老年生活就是一片沙漠。里面一块绿洲，名叫死亡”；而且，他把德国高铁的头等舱称为“行驶的老人院”——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火车头等舱的确是老人扎堆儿的地方，所以他害怕踏入火车的头等舱。“行驶的老人院”，这是一个具有惊悚效果的比喻，是一幅既让人哈哈大笑、又使人感觉严重不适的画面，是滑稽和恐怖相互渗透的结果。 
阿尔贝·加缪创作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