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稷南生平简介
江畔劲苗
罗稷南祖籍南京，到定居凤庆已是第11 代。其父陈宝含是清末举人，曾在凤庆设馆办过私塾，凤庆著名教育家杨自生先生就是其门下的高材生。云南护国运动后，赵又新将军受蔡愕命入川讨伐段祺瑞部时，陈宝含受友人赵又新之邀任秘书职，罗稷南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进步的书香之家。他是长子，还有大弟陈富华和小弟陈申华。他家原住新城小校场边，有一间大正房、耳房和厨房，另有院心和花台，栽有桂花、茶花和兰花等花卉；院侧有一口吊井，井旁有桃树和石榴树，环境幽雅恬静，私塾馆设在凤山脚武庙。少年时，他在父亲的严格要求训练下读书，每天需熟背一篇《四书》、《五经》或《古文观止》之类古文。有一天，他出街去玩忘了背书，返回家时挨了父亲的一顿棍打，他爷爷来讲情，父亲限他点完一柱香时间就要背出课文，一柱香燃完了，他果然能滔滔不绝地背出了课文。清末，顺宁办了县立高等小学堂，他是杨自生的学生，杨先生知识渊博，要求严；他受到了杨先生的熏陶，少有壮志，又勤奋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1914 年，他高等小学毕业，因凤庆尚无中学，15 岁的罗稷南过澜沧江跋涉到大理应考，以优秀成绩考入省立大理第二中学。大理，不仅以苍山、洱海的风、花、雪、月美景给书生文人创造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又以滇西文化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给青少年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这里，不仅云集了边地许多高材生，也聚汇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优良的学习环境与条件，对于远离家乡到异地求学的罗稷南更是自由舒畅了。据同乡学友回忆：罗稷南学习勤奋，但不死记硬背，课内专心，课外勤于复习和预习，善于思考，对新知识的吸收和消化的能力极强，考试成绩总是名列班上第一名。 一次，一位从日本归国任教的历史教师刘老师讲课时看到罗稷南不记笔记，就生气地问：“我讲课你为什么不记笔记？” 答：“手疼！”“前几次你就不记了，你记得我讲什么吗？”“记得，”“我把黑板上写的擦了，你答”，“先生，要叫我说大意还是复述？” “随便！”随后，罗稷南把先生讲过的全答对了，他流水般的对答在师生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再一次，同乡学友杨武廷、郑士樵等看到罗稷南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暗中要与他竞赛一下，考试前特别用功，白天不敢玩，晚上还要点着烛灯复习。此时，正逢大理猜灯迷盛会，罗稷南常去看热闹，还把猜迷得到的奖品带回来分给同学们享有，考试结果，罗仍是第一名。杨、郑等已是凤庆的高材生了，下苦功还是比不上他，从此以后再不敢同他争第一名了。1918年秋，罗稷南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大理中学返回家乡。走向北大
罗稷南在大理求学时，正值云南讨袁光复，护国胜利，袁世凯倒台之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深入云南，云南成了全国的革命中心地之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荡着古老的中国，上海、北京陈独秀、李大钊《 新青年》 的民主科学思想的潮流也席卷云南；他父亲和叔叔又受同盟会员赵又新将军（护国军第二军军长、顺宁人）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这些进步思想的潮流，通过老师、报刊和亲属的灌输，使风华正茂的罗稷南受到很深地影响，回乡后激烈地思考着他的前程，19岁的年华，在旧社会已是安家立业的年龄了，这时，舅父王道甫向他提起婚事（当时罗稷南的父亲陈宝含在四川护国军中任职），要他同表姐王宗石结婚。但他早有考北京大学的志向，闭口不理。舅父说：“你父亲在外，家里无钱不怕，只要叩一个头就可以成全婚事了。”他说：“我家穷，你不必说这些！”说完就走。第二天，他就离开家乡走上去昆明的大路。不久，得到叔叔陈复初的资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入中文系）。1918年的北大，由中国民主革命家和进步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他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 新青年》 和《 每周评论》 等得以迅速传播，马列主义也首先传入北大，思想活跃。北大，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民主与科学的摇篮，也是马列主义传播的主要窗口。罗稷南进入北大后直接受到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影响，又受到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熔炼，熟悉了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思想开拓，勤奋上进，在他中学时代深厚的知识功底上又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他的俄语、英语也学得很好。他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和民主摇篮的北京大学度过了四年的风雨岁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20 世纪20 年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云南两年点篝火
1923 年，罗稷南北大毕业回到云南，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任教并邀兼任昆明省立第一中学的国文及英语教员。当时校长吴继祖，教务主任倪尤生，文史老师楚图南等都是北大、北师大的云南学友，彼此相熟，志同道合，立志回云南后为家乡青年学子灌输爱国爱民思想，宣传“五· 四”民主科学精神，在黑暗的云南点燃起革命的箐火。罗稷南知识渊博、又识局势，教学有方，每堂课都使学生受到新思想、新知识的启发和教育。如语文课有鲁迅著作、苏俄诗人叶塞宁、马雅柯夫斯基等诗抄、《青年月刊》文选等进步文学。上英语课时，选高尔基诗作《海燕》、德国诗人海涅的诗、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歌》，溶思想性、知识性、文艺性为一体，激励学生爱国上进。他性格开朗，说话含蓄有趣，经常用课余时间和同学谈革命，讲进步，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行。他的言行在当时的云南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也引起了云南反动头目的注意。他的友人发现已有特务跟踪，提醒他要多加注意。南国与毛泽东谋面
1925年秋，罗稷南离开昆明经香港转广州到厦门，在厦门大学任教，这时他再次结识鲁迅等，以厦大为阵地继续宣传革命思想和“五· 四”精神，培养进步青年，积极投入民主革命和进步文化教育工作。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曾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和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28师师部秘书。“九· 一八”和“一二· 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激起了19路军爱国官兵的愤怒奋起抗日。这时，在19路军军部任秘书的罗稷南积极协助蔡廷锴将军指挥抗日。在“松沪抗战”时，他是19路军的发言人，经常代表蔡军长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战地新闻。回答记者询问时，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声音洪亮，态度激昂，很受记者们的欢迎。蒋介石南京政府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议、下令撤调19路军后，他和19路军官兵被迫离沪（上海）调往福建去围剿中央苏区红军。1933年11月，19路军爱国官兵激于民族义愤，举行反蒋起义。罗稷南参与反蒋起义并与李济深（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军参谋长）等组织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因罗稷南与共产党人有密切关系，蔡廷锴、李济深命他作为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全权代表，率人到江西中央苏区和红军谈判联合反蒋的问题，签署了抗日反蒋协定。他在苏区见到了毛泽东等苏区领导人。1934年，福建革命政府被蒋推翻，他转到上海投入文化战线的斗争。黎明前的战斗
在上海，他结识艾思奇、郑易里、杨青田等乡友，来往甚密。他举办过“现代知识讲座”，又与友人黄洛峰合办过“读书生活出版社”，担任经理职务，专门出版进步书籍。在此期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翻译苏联高尔基的名著。1937年“芦沟桥事变”至1949年全国解放的12年间，是战乱频繁，中国人民多灾多难的年月，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八· 一三”事变上海沦陷，居住在上海复兴路的罗稷南在日寇的铁蹄下坚持战斗。他一面翻译进步书籍，唤起知识青年抗日、追求进步、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一面改名换姓在白色恐怖下进行斗争，并秘密地与地下党联系。大弟陈少航（陈富华）是黄埔军校学生，大革命后参加地下党，后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上校科长。地下党通过陈少航与罗稷南（陈晓航）的兄弟关系进行联络，既收集军情，又做国民党军内的地下工作。为保密起见，他的信多数由夫人倪xx 代写。1936 年，他准备到东北与抗日联军周保中部联系，通过夫人先给大弟写信联系抓紧起义。不料，信函被值日官发现，速报南京请示，南京政府下令逮捕“法办”。陈少航在武汉不幸牺牲，此事曾登报全国。此后，罗稷南改名换姓继续在上海活动。1942 年，他曾被日本宪兵逮捕拘留3 个月，备受迫害。1945 年的《 马克思传》 就是在这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翻译出版的，1948 年又翻译出版了《 有产者》 。1945 年至1946 年这段时期，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阴谋，他还与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郑振铎等著名爱国人士创办过《 民主周刊》 ，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与千百万民众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把笔枪投向魔鬼的巢穴，冲击黎明前的黑暗。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反蒋、争取独立、民主、自由和解放的斗争。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1950年，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后，罗稷南被党中央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调到上海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爱党、爱国、爱人民，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积极投人爱国捐献活动，捐献了全部稿费。以后，他的译著不断再版，他又将全部稿费存款购买了爱国公债。当时有人劝他购买一半即可，但他说：“购公债利国，人民的责任；存款利已，当不能为！”他那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言行赢得了上海文艺界的赞誉。和平建设时期，他的稿费日益增多，又无儿女，经济条件很好，但他从不在享受上花费，而是多买公债或存入银行。他长期定居在上海复兴路34 号3 楼，屋里就是书房、厨房、寝室和会客室；书厨上有数不完的国内外名著和外文书，工作台有一架质量较高的收录机，其余就是挂着一些名贵的书画，另外还有一些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内外文艺界知名人士合影的影集，其它设备则很简朴。他每天的工作、学习是很忙的，除休息时间爱下围棋外，其它时间几乎都用于学习、开会、研究问题和翻译，既要忙于公务，又要翻译和解答一些同行请教的难题，还要接待不断来访的国内外友人……。每天从早到晚工作不息，为培养新中国年青一代的翻译家，为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的外国文学事业而日夜操劳。1957 年，“反右”斗争中他被轰。他表态直言：“我陈晓航，在解放前拥护共产党，不顾艰险为党工作；解放后更以拥护共产党为荣，有笔有嘴可查，有史作证，何有反党之说？”尽管大字报如雪片之多，但他相信党、相信自己的道路。不久，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路过上海时，向上海市领导问及罗稷南近况并欲见一面。市委领导引罗稷南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我们见过面啊，福建政府代表团成员嘛，你们吃了不少苦头吧？” 罗稷南想不到毛主席这样关心和信任他，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主席的这一次召见罗稷南免戴了“右派”帽子，从而避免了一场劫难。 更多罗稷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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