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斌人物经历

运送枪支弹药1929年11月红四军暂时撤离长汀，长汀又回到反动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一些豪绅恶霸以“保乡防匪”为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连农民挑到城镇来卖的柴草和买回去的粪尿，也要收税。这激起了老百姓心中的怒火。针对这一阶级斗争形势，中共长汀县委决定在长汀与瑞金两县的交通要道——古城组织暴动。不过，暴动缺少武器。巧的是，红四军撤离长汀时曾留下一批枪支弹药。于是，地下党组织决定，在暴动前夕，火速把这批武器运到暴动地点。谁来运送枪支弹药呢?中共长汀城区区委书记毛钟鸣想到了机警果断的梁国斌，梁国斌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保证，限时限刻把武器送到!”接到任务后，梁国斌率领同志避开敌人警岗哨所，翻山越岭，最终准时把这批枪支弹药送到了古城暴动的埋伏点，保证了古城暴动一举全歼伪县长、警察局长及当地土豪劣绅的胜利。痛失爱妻1933年，梁国斌结婚了，妻子是和他在一个部门工作的红军干部吴春秀。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身材小巧玲珑，性格活泼可爱，爱打篮球，枪法也很准。梁国斌与她是自由恋爱，婚后感情很好，战友们都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北上，陈毅、张鼎丞等同志仍坚持在闽赣地区进行游击战争，梁国斌夫妇留下来驻守。在一次反击战中，吴春秀带着一支队伍突围，却再也没能回来。有人说亲眼看见她倒下……梁国斌和战友们多次返回阵地都没找到她。此后若干年，梁国斌稍微安定下来就托人打听、寻找吴春秀。接下来的20余年中，每年10月的这一天，梁国斌都会很难过地忆起与吴春秀被打散那天的情景。 被俘脱险主力红军长征后，梁国斌奉命留在闽赣边坚持游击战争，编入福建军区游击队。1935年4月20日，福建军区游击队在长汀与武平交界的梅子坝，突遭福建、江西的国民党军合围，梁国斌、罗化成等人被俘，后押解到瑞金。因为敌人以为他俩只是一般的游击队员，都是福建长汀人，所以又被押解回长汀处理。1935年6月初，国民党派出一个班的武装，押送梁国斌、罗化成上路，他俩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被铐子锁在一起。瑞金至长汀约40公里，梁国斌一路沉思，到了汀城认识的人多了，身份暴露了怎么办?于是暗下决心寻找时机逃脱。下午3时，到达距长汀县城仅10多公里的山箭脑，刹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梁国斌计上心头，看见不远处有一厕所，即报告要求上厕所，经同意梁、罗同去厕所(因两人互铐在一起)，他俩在厕所里趁敌人不注意，迅速撞破厕所的后竹墙，滚下荆刺丛生的山崖。他俩脱险后，砸开手铐，在山里隐藏了20多天，然后摸到梁家庄一老接头户家，请他将有关情况转告城里的弟弟梁友三。梁友三得知情况后，立即转告城关地下党支部书记毛钟鸣。毛钟鸣是毛铭新印刷所的老板，左右上下的关系都搞得很好。他得知梁国斌的情况后，千方百计为他俩筹备钱物并领取“良民证”和“路条”，将他俩转移到香港好友邓芳处(邓芳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保卫局长邓发的哥哥)。1936年夏天，梁国斌、罗化成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二人欣喜若狂，如孤雁归队，失散的孩子重新投入母亲的怀抱，他们向党组织详尽地汇报了来港的情况，党组织审查了他们的表现之后，便决定让他们参加党组织的活动。龙岩办事处主任1937年8月，中共南方局根据梁国斌、罗化成的请求，派他俩到闽西南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即后来的新四军二支队）工作。9月，二人参加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从延安回来的方方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指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斗争十分复杂，蒋介石采取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手段，妄图乘机吃掉我们的部队。而在王明右顷投降主义的影响下，我们有些同志放松了对国民党的警惕，使我们的军队受到了一些损失。闽南一支经过流血奋战的近千人的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广东军阀包围缴械。这次会议，使与会同志对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自卫”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会后，张鼎承司令员把梁国斌找去，谈了龙岩的情况，说：闽西南省委决定，让你担任闽西南抗日义勇军驻龙岩办事处主任。张鼎承司令员把主要任务交了底：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当局联络，领取军费及物资；扩大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宣传，扩大政治影响；联系和护送各地来抗日义勇军的干部和青年；以及秘密发展党的组织。龙岩是闽西南的要地，局势复杂，斗争很尖锐，虽然邓子恢等同志已经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国民党仍然千方百计限制我党的活动，对我戒备森严，在办事处周围布满了特务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梁国斌以办事处主任的身份经常会见龙岩的军政界、工商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上层人士，向他们宣传我党的主张，争取他们的合作。标语、传单在城内四处张贴、散发，救亡歌曲满城传唱，死水一潭的龙岩城出现了热烈的抗战救亡气氛。当时，国民党地方政府被迫接受我们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实现共同抗日”主张，并达成协议：抗日义勇军停止打土豪筹借粮款，由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每月供给数千元的军费。但是，两个月过去了，军费仍无着落，我们这支数千人的部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国民党当局拖延不给，梁国斌几次找专员、师管区司令交涉。他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们的部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白沙洲集训，准备开赴抗战前线的，这完全是符合民族大义的光明举动，你们想在军费上做文章，设置困难，就不怕承担破坏协议、破坏抗战的责任吗？”专员听了，一面答应请示上级，一面又无理指责共产党“借这件事在外搞蛊惑宣传。”梁国斌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我们共产党就像大庙里的钟，轻撞轻响，重撞重响，你们办得事情没有道理，难道还不让人说明吗？！我们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同你们打交道多年，是老相识了，你们也很清楚，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你们‘围剿’了三年，想饿死、冻死我们，这都没有办到，更何况是今天！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是有办法的，既然你们首先违反协议不发军费，那么我们也可以按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向有钱人家‘借’一点款，这不是打土豪，而是你们逼出来的。”以后，梁国斌派人一天几次去催促，又加上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逼得他们几次打电报给省政府，要求赶快把军费发下来。深秋的闽西，寒意逼人，而支队的干部、战士及家属还缺乏过冬的衣服。为了让同志们尽早穿上新军装，梁国斌决定通过商会，向布店借布，缝制军装。 一天下午，梁国斌将龙岩城里各布店的老板都邀请到办事处来，寒暄一阵后，他便通报了国民党违反协议克扣军费、企图刁难我们部队的情况。他对这些老板说：“我知道诸位都是愿意抗日、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的。眼下即将入冬了，而我们部队的军装至今还没有发，我们希望诸位能暂时借几匹布，帮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为了打消他们的故虑，梁国斌又说：“诸位不要担心，共产党向来说话算数，我们借归借，拿归拿，只要省政府的军费一到，立刻就把布款还给你们；假使有人要破坏统一战线，闹分裂，撕毁协议，不发军费，你们也不要害怕，红军就是打土豪也会还你们的，决不少你们一文钱！”商人们听了，一方面觉得国民党太不讲理，另一方面他们想到自己的家属和财产大都在乡下，也害怕我们打土豪连累到他们，于是连连点头，纷纷表示同意。当天，各家布店就你五匹、我十匹地把布送来了，把办事处的厅堂堆得满满的。梁国斌等人又找来许多裁缝师傅，连续几个昼夜不停赶制，做好了几千套军装，立即派人送到支队。当几千名战士每人发到两套崭新的军装时，无不欢呼雀跃，士气更加高昂。10天后，国民党省政府在我方的一再抗议下，终于把军费如数发下来了。梁国斌又把布店老板们召来，把赊欠的布款一一还清。老板们见共产党如此讲信用，纷纷掏出钱来，作为“外水”酬劳。梁国斌一一谢绝，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如果你们认为布价太高，可以降低一些，那你们看着办；但是，我们是不会像国民党军队那样，七折八扣来打你们的算盘，或者要你们的‘外水’的”。老板们很受感动，回去后都成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经济限制，非但没能卡住共产党人的脖子，反而在群众中输了理。 龙岩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逐步影响到周围各个县。但是，长汀一带的局面一直没有打开。长汀，是我们闽西红色根据地的中心，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入闽后，长汀人民就跟着共产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踊跃参加红军，不屈不挠地同蒋介石反动派浴血奋战，打出了红色的政权。在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革命事业一片兴旺。后来，由于王明极“左”路线的统治，红军没有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西征，从此长汀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把对红军的怀念，对反动派的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日夜盼望着红军早日归来。一天，张鼎承司令员电话通知梁国斌去一趟。一到司令部，张鼎承司令员就对他说：“新四军军部要我们派人到长汀去接电台和干部。你是长汀人，情况熟悉，这个任务由你去完成最好。”张鼎承司令员指示梁国斌带领一个连，不仅要安全、妥善地把干部、电台接到，更重要的是到长汀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政治影响，打破敌人的欺骗。同时又告诉梁国斌：支队北上抗日行军的路线要经过朋口、长汀等地，你要借机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为将来支队的行军作好准备。次日清晨，梁国斌带上一个连的战士分乘几辆汽车出发了。暮色降临时，他们赶到了长汀，梁国斌的心情非常激动，这里是他的家乡阿！梁国斌安排部队先在车站休息，他带着警卫员去专员公署，联系接干部和电台的事宜。在联系中，他了解到长汀城内驻有国民党保安第八团的部队，为了预防万一，他把部队带到小校场原来的省苏维埃保卫局旧址住下。当晚用电话与新四军瑞金办事处主任肖忠全联系，得知干部和电台还要等几天才到。于是，第二天他就马不停蹄地到专员公署、保安团部、县政府、县党部和商会等处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了解长汀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长汀的人民群众奔走相告，纷纷来到部队的驻地看望。长汀的各界人士也到部队办公的地方拜访。每天晚上，梁国斌的家中都挤满了人，许多在城里、在山上坚持斗争的干部、党员以及群众来纷纷来看望梁国斌，叙谈这几年的艰苦斗争，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表达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怀念。不料，情况突然起了变化，新四军瑞金办事处遭到国民党江西保安团的袭击，肖忠全同志英勇牺牲，所有的干部和电台全部被敌人扣押。国民党顽固派又在制造新的事端，长汀突然吃紧！城外的敌人纷纷调进城内，形势十分紧张。面对这种情况，梁国斌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派人回龙岩向支队司令部报告，以取得上级的指示；另一方面，他带一名干部和警卫员，到国民党保安团团部“单刀赴会”，强烈抗议顽固派袭击我瑞金办事处的罪行，揭露他们的阴谋。梁国斌厉声责问他们：“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日寇侵略之时，有人公然践踏‘停止内战，一切对外’的协议，悍然袭击我新四军瑞金办事处，枪杀我办事处主任，抓走我几十名干部，抢走电台，难道这就是你们平日口口声声高喊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吗？”保安团长万万没有想到梁国斌等人这么快就得到了“瑞金事变”的消息，一时慌了神，只得推脱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梁国斌紧追不放，逼得他没法，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是“破坏抗日救国的行为”。梁国斌话锋一转，单刀直入：“贵军既然知道这是破坏抗战的行为，那么，请问，你们调动那么多部队进城，在全城布置戒严，是为了什么呢？”保安团长狡辩说，这属于他们的内部调整，外界不必过问。“可是，你们在我们的驻地周围增岗加哨，构筑工事，并且派来大批便衣特务，尾随监视我们，这一切又该作何解释？！”保安团长见再也无法掩盖，终于漏出真相，反咬一口：“我请你们也要注意不做赤化宣传，扩大武装。”梁国斌当即严词驳斥：“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均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国民党当局也曾许诺给人民许多抗战自由。我们在长汀忠实执行自己的抗日救国宣传，同时拥护国民党的抗战诺言，争取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活动，何罪之有？我们揭露日寇暴行，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这样的宣传活动，何罪之有？至于广大热血青年强烈要求参加抗日武装，开赴前线，这更是符合民族大义的壮举，何罪之有？！今天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旦夕，全国人民无不为之痛心疾首，而你们非但不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反而对我党的抗日活动横加限制，甚至处心积虑地要破坏统一战线，你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博得日寇的喝彩而遭全国人民的唾骂！”保安团长理屈词穷，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害怕把事端闹大，激起民愤，只得答应解除长汀城内的戒严，保证梁国斌等人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最后，他强装笑脸，恭恭敬敬地把梁国斌等人送出门外。后来，经过新四军军部和支队司令部的再三交涉以及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国民党不得不把扣留我方的干部、电台和枪支弹药全部归还，瑞金事件得以解决。建立淮南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8月，梁国斌以新四军军部巡视员的身份，受命从皖南军部驻地出发，渡江到江北地区巡视战斗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地区的新四军的保卫工作。在这里，他应用积累多年的战斗经验，依靠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坚持不懈地组建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亲自挑选干部，训练干部，亲自讲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保卫工作人员。1939年春，新四军军分委书记、副军长项英同志到二支队来视察工作。他了解到梁国斌在中央苏区曾搞过保卫工作，就调梁国斌到军部，准备派他到江北指挥部去搞保卫工作。在去江北之前，梁国斌担任军部教导总队调查统计科长。1939年8月，新四军政治部指示梁国斌以军部常驻江北指挥部巡视员身份，带着几名干部和参加完新四军党代会准备回江北的支队代表一起，从皖南军部出发，横渡长江，穿过了日寇的封锁线，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首长和梁国斌具体地研究了江北部队的保卫工作。邓子恢同志说，这里是新开辟的地区，我们到达只有几个月，军队和地方的保卫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暗藏的汉奸、国民党特务、土匪流氓、恶霸和封建帮会活动猖獗，司令部周围更是特务如麻，拼命窃取我军的情报。他问梁国斌：“你看治安保卫工作怎么搞啊？”梁国斌说：“如果像皖南那样，服从国民党的‘军法条例’这个紧箍咒，就没有办法搞好保卫工作！”梁国斌接着说：“按照那个‘军法条例’我们只准搞军内，对地方上的反革命分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搞破坏，而不能动他们一根毫毛，这怎么能搞好保卫工作呢？中央叫社会部，延安叫保安处，八路军叫保卫部，只有我们叫调查统计科、军法处。我早就向项英同志提出，不要用‘调查统计科’这个名称，他都没有同意。我总觉得，只有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治安保卫工作做好！”邓子恢同志听后说，指挥部正考虑着要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应该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安工作结合起来。当时，正是“杨、曹逃跑事件”（四支队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腐化堕落，叛变投敌，国民党利用他们反共）和财神庙游击队被缴械之后，四支队一些干部战士思想不稳，要开展部队保卫工作阻力较大。因此决定首先到津浦路东，从五支队开始，抽调干部，举办保卫工作训练班，培养干部，把部队的保卫工作系统建立起来。几天后，梁国斌离开指挥部，到路东半塔集五支队驻地举办“路东保卫训练班”，二十多个学员大都是五支队的营教导员，少数几个团级干部和地方干部。当时一个教员也没有，梁国斌就自己担任教员，给学员们讲治保工作的重要性和党的肃反、保卫工作的方针、政策。还请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讲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一个多月后，训练班结业，五支队从支队部、旅、团、营各级都配备了保卫干部。梁国斌回到路西江北指挥部，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法处”。以后，以军法处的名义，陆续又办了几期训练班。到1940年春，江北所有部队的保卫工作都系统地建立起来了。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梁国斌他们深切体会到没有政权的困难，只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才能改变被动的局面。1940年春，新四军在淮南津浦路东半塔集打退了国民党韩德勤部的进攻，为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条件。这时，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就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派了大批干部到路东八县（盱眙、嘉山、高邮、仪征、天长、来安、六合等县）担任县长和半塔直属区区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群众发动起来了，各县的区乡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部。5月，路东抗日民主政权“淮南津浦路东抗日联防办事处”成立了，邓子恢同志任主任，方毅同志任副主任，梁国斌兼任地方保安总处处长。以后，淮南路西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地方政权建立起来后，各种抗日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部队的给养顺利地得到解决，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巨大威力。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当地反动势力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淮南路东原来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反动地主手里还掌握着被打散的国民党小股部队，受恶霸、反动地主控制的青红帮、红枪会等封建势力以及暗藏的汉奸和国民党特务，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残杀我们派下去的干部，袭击我们的基层政权。由于我们来的时间不长，虽然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但还很不巩固，有些县、区的地方武装实际上还是被地主、恶霸分子掌握着。针对这种情况，梁国斌拟了一份电报请示，讲到地方上的特务、土匪如麻，反革命活动猖獗，要求把军法处和地方保安处结合起来，加强对敌对分子的镇压，保护新生的革命政权。这样，除了指挥部军法处之外又建立了淮南津浦路东联防保安总处。有了这两个机关的组织力量，才有可能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统一领导，合署办公，有利于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主动了解情况，保卫军队和根据地，加强对路东反动地主的镇压。紧接着，梁国斌又组织举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保卫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锄奸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党的保卫工作历史，保卫人员应遵守的纪律作风等。这个训练班有几十名学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有的是高中、大学毕业的，经过一段时间革命斗争的锻炼，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训练班时间虽短，但收效显著。1940年7月，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八个县的反动势力，趁我主力部队开赴淮北之时，以为时机已到，几乎在同一天有好几个县同时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疯狂地残杀我们的干部、群众，妄图推翻新生的路东抗日民主政权。反革命暴动刚发生，江北指挥部和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就指示各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打击反革命分子，争取受欺骗被胁迫的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并且立即作了平定暴乱的部署。指挥部命令教导队在蒋坝一带阻击匪徒们渡淮河逃跑，五支队警卫营开赴来安，军法处和保安处在天长、仪征、高邮一带镇压暴动。接到命令后，梁国斌迅速做出决定，通知各县保安分处主任，组织力量，镇压各地的小股暴徒，同时为前来清剿的部队提供情况。整个军法处机关从干部到伙夫、马夫，不管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拿起了武器，只留下两个班的兵力，负责看守犯人，保卫机关。梁国斌亲自带一个连的兵力到天长、仪征、高邮等处敌人势力较大的地区，去镇压反革命暴动。由于中央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正确领导，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粉碎了这次路东八县的反革命暴动。平定了这次反动地主武装暴动，镇压了几百个反动地主、恶霸、土匪头子和国民党特务，就比较彻底地清仓除了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暗藏的反革命武装力量，革命的政权更加巩固，根据地的党政组织更加发展了。不久，各地的民兵组织和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都纷纷成立起来了。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长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长江天险。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结束了蒋家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紧接着，我军分路南进，解放杭州和上海。早在大军渡江之前，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就根据华东局领导的指示，参照接管济南、徐州等城市的经验，着手准备南京、上海等城市的接管准备工作。1949年初，梁国斌就派出了一批干部，携带电台，前往沿江一带，开展敌占城市的情报工作，搜集敌人防御设施、装备、部署等军事情报，还把审讯战俘，整理缴获的敌档案和文件资料，以及敌占城市我地下党组织获得的敌党、政、军、宪、特的组织系统、“应变部署”等情报资料，分别整理汇编，掌握敌人动向，研究布置进入城市的对敌斗争措施。华东局为了接管上海，组建公安机关，从华东局社会部和华东军区保卫部及解放区南下干部中选调了2000余名公安干部，集中在江苏丹阳。1949年5月20日，梁国斌遵照华东局的指示，在丹阳城附近的一座大庙里，召开了公安干部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华东局任命梁国斌为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李士英为副部长，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各处、分局领导人的命令。梁国斌再次强调了进城后的对敌斗争、维护社会治安、维护民族工商业和恢复生产等有关接管的方针政策。1949年5月27日，号称“东方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解放了。当日，梁国斌带领公安接管大军由丹阳进入上海。他带几位同志进入位于福州路的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听取了“打前站”的干部和警察局内部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邵健等同志的汇报后，决定立即召见国民党上海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等人，向他们宣布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的接管命令。随后，在交通大学大礼堂召开全体接管干部和地下党同志的会师大会。梁国斌给接管干部和地下党同志逐条讲解《约法八章》和《入城守则》。他深知有些干部长期工作在农村，缺乏城市工作的经验，便反复叮嘱要“针对新解放城市的新情况，研究对敌斗争中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并要增强政治责任心。”随后，接管干部分别进入警察局所属各单位和各个分局，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接管工作。鉴于上海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城市，公安工作每日每时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要求公安干部边接管，边工作，不能稍有停顿，要千方百计做到接而不乱。由于进入各单位的接管干部人数少，加之情况不熟，又缺乏大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在工作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梁国斌就要求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要坚持对广大公安干部进行公安工作党委领导，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传统教育，在实践中学习，大胆工作，总结经验，分别不同情况，把工作落到实处。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入城后的工作重点是打击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的混水摸鱼，冒名接收，危害人民，捣乱破坏，坚决及时地打击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在接管的头20多天时间，上海发生了50多起重大抢劫案，当场捕获匪徒500余人。九江路上的证券大楼聚集着一批奸商、掮客，他们错估形势，兴风作浪，操纵着上海的金融市场，还四处煽风点火：“共产党打仗有本领，管理城市不行，搞经济更是外行。”于是，成千个银元贩子从他们那里领受“行情”，在南京路等繁华地带沿街叫卖，欺诈百姓，扰乱治安。 接到群众的反映，陈毅等军管会领导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1949年6月11日，警备部队包围了证券大楼，奸商们还未来得及醒悟过来，就被查获了大批黄金、银元、美钞等，为首分子被依法逮捕。同时，梁国斌通令各分局干警迅速取缔沿街叫卖银元的流氓、“黄牛”。此举立刻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群众纷纷集会谴责不法奸商，拥护人民政府的明智措施。福建省第一任公安厅长1949年7月，我解放大军挥戈南下，梁国斌也奉命率领干部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福建。长江支队和华东支队抵达浙江江山新塘边时，张鼎承同志主持召开两个支队的主要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共华东局的决定：成立中共福建省委，张鼎承、曾镜冰、叶飞、韦国清、方毅、梁国斌、伍洪祥、刘培善、冷楚、陈辛仁、黄国璋等11人担任省委常委，张鼎承任省委书记。福建是国民党军队溃逃的最后阵地之一，也是他们逃台的跳板，情况极为复杂。新任省委常委兼社会部长、省公安厅长的梁国斌，运用接管上海的经验，顺利地领导了福州、厦门两市的接管工作，迅速地建立了革命秩序。梁国斌同时还兼任省检察长，省委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1950年10月，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公安部高干会议的精神，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实行党、政、军、民总动员，党委领导亲自动手，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工作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大批血债累累的坏分子被抓获。当时，预审工作十分艰巨和繁重。梁国斌要求大家要学会当“演员”，注意策略：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既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又要讲究预审艺术。他强调：我们是人民的“刀把子”，不能沿袭历朝历代对付犯人的办法，要全面熟悉掌握案情，重证据，不搞逼、供、信，不准打骂、虐待人犯，做到不枉不纵，要稳、准、狠地镇压反革命。每次出席公判会前，他总要认真详细地听取有关人犯的案情汇报，对于一些大要案，他都要连夜翻阅案卷，有时还亲自提审人犯，看看口供是否一致，有否串供。甚至找人犯当面对质：你的口供材料是不是被逼供出来的？看守人员有没有体罚你们？……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些老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镇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为人民群众撑了腰，使抗美援朝、海防备战、土地改革、剿匪反霸等工作转入了正轨，全省人民过上了一个太平年。镇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公安部的表扬。出任公安部副部长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梁国斌任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梁国斌上任后，分管劳改、治安、消防工作。经过广泛地调查研究，迅速熟悉了情况。梁国斌对劳改工作非常重视，他说，劳改机关是实行专政的工具，即对依法判处徒刑的罪犯实事惩罚，实行强迫劳动改造，这是革命的办法，不让他们吃闲饭，要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为国家创造财富，并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的反动思想。1958年8月，他在河北省第二监狱现场会的讲话中对加强劳改劳教工作提出了要求：1、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劳改工作能否做出成效的决定环节，也是政治挂帅的先决条件，各地劳改机关，尤其是分散在各地的中、小单位，必须在当地党委的密切领导下工作。在组织上要坚决改变“一长制”，迅速建立“党委制”。在实际工作上，积极主动地向党委请示报告，取得当地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才能及时地了解党的意图和指示，更好地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号召和决定，才能明确工作方向，动员干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党的总路线的带动下，不断前进。2、要严肃认真地全面贯彻党的政策。3、要重视干部深入第一线的经验，必须巩固这项好的制度。4、要抓生产工作。在切实加强对犯人管教的基础上，应当打破保守思想，组织生产大跃进。5、进一步挖掘犯人的潜在力量，尤其是对于具有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犯人要设法调动他们的一切积极因素，尽量利用他们的全部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7、在所有的劳改单位中，都必须注意搞好本单位同周围群众的关系，决不能因为生产而侵占群众利益。50年代，全国有二千多个劳改单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县级办的劳改，问题比较多，犯人逃跑、生产混乱、违法乱纪。针对这种情况，公安部采取措施，将县一级管理的劳改单位收到省里管理，监狱扩大，犯人集中，管教人员加强了政治思想和业务教育，从而使劳改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小工厂逐步发展成为大的劳改单位。一是大的农场，一是大的工厂（如煤矿、钢铁、机械、建筑材料等）。犯人在监狱里接受改造，一方面改造思想，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另一方面在监狱的工厂、农场中劳动，学会劳动技术，为国家创造财富。有的犯人在改造中表现很突出。如锦州的一个劳改监狱，从上海来的一个叫王灿文的犯人，因贪污被判了死缓，经过管教人员的教育，他端正了思想，运用自己在大学所学的机械知识，发明了真空电炉，添补了我国的空白。薄一波同志在大连视察工作时看到了这种电炉，得知是监狱的劳改犯人发明的后，专门来到锦州看了王灿文。薄一波同志回到北京后，给中央写了报告《锦州机电之花》，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后来这个犯人被减刑，提前释放，梁国斌在北京接见了王灿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粮食紧张，劳改犯也饿死了一些。梁国斌知道后，要求各地劳改部门积极想办法，他向中央要政策，要求允许监狱种点自留地，尽量减少死人数量。对于治安工作，梁国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1959年2月18日至28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一手抓政治斗争，一手抓同治安灾害事故斗争的方针，研究了在抓好对敌斗争的同时，加强同火灾、交通肇事等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的问题。梁国斌副部长在会上讲话。会议总结了1958年治安工作的成绩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当前治安形势。认为在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方面，敌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孤立了，因而决定对敌斗争的政策上从宽一些，大策略上放松一些，但不是一切地区、一切方面都松。当前治安灾害事故比较突出，必须抓紧消防工作、交通管理工作，搞好同治安灾害事故的斗争。梁国斌很重视消防工作，他多次强调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做好消防工作的重要性。他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公安业务可能会取消，可消防工作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他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机关的领导，务必充分重视消防工作。强调消防工作要以“预防为主”，工作要做在事故发生之前。在消防工作中要坚决贯彻执行“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公安工作总方针，要在社会上广泛宣传防火救火的责任感。公安部门要建设一支思想和业务过硬的消防队伍，不仅要考虑到和平时期，还要考虑到战时的需要。消防队伍要专业化，要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支队伍要向解放军学习，坚定正确的政治思想，练就过硬的专业技术。梁国斌非常重视消防装备建设，要求消防单位加强科学研究，提高消防器材的质量。他亲自率消防工作组到上海整顿消防器材厂的工作，为全国加强消防器材的管理和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梁国斌担任公安部副部长期间，还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公安部监察组组长。1964年初，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为团长的中央工作团（由中央各部门抽调700余名干部）到贵阳市进行城市“四清”运动，中央从公安部抽调梁国斌和孙振（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公安部监察组副组长）等人参加工作团，并任命梁国斌为工作团副团长。
　　梁国斌等人随同钱瑛团长到达贵阳后，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委等部门抽调的干部组成贵州省委“四清”办公室，孙振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但到贵阳不久，工作就遇到很大阻力。贵州本来是个穷地方，贵州省委为争取中央和毛主席去贵阳开会，正组织庞大的施工队伍在花溪大修招待所，不少建筑材料都是从香港和国外进口的。工作团派人了解情况后，发现不少问题，即向省委提议：马上停工。可是当时的省委领导采取白天停工，晚上加班突击施工的办法应付中央工作团。随后，又发现了省委主要领导为自己修别墅的问题。调查中还发现这位领导下乡时前呼后拥，秘书、警卫员、炊事员一大群，吃的东西、连厨房用具都带上。汽车一大串，浩浩荡荡，脱离群众，影响甚坏。省委主要领导官僚主义严重、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大搞楼堂馆所。上行下效，贵阳市委主要领导也上行下效，经常在“花溪”钓鱼玩耍，吃吃喝喝，生活腐化，搞得贵阳市乌烟瘴气。干部钓鱼、跳舞成风，连省公安厅也修大礼堂、游泳池，买地毯、沙发、桌椅一大堆，讲排场，搞铺张浪费。经调查了解后，工作团认为贵州省委、贵阳市委领导班子问题比较严重，即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决定改组贵州省委 ，将省委主要领导撤职审查。任命：西南局书记李大章同志兼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钱瑛同志任第二书记 ，西南局监察组组长陈刚同志任第三书记，梁国斌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 。对贵阳市委主要领导拘留审查（后改为逮捕），贵阳市委组织部长、市公安局长撤职审查。梁国斌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分管全省的政法工作。那段时间，工作特别繁忙，梁国斌身体不好，经常犯病，呼吸困难，严重时要输氧，影响睡眠。但他对工作认真负责，雷厉风行。同志们劝他不要搞得太紧张，要注意休息，但他闲不住。他重点抓了贵阳市公安局整顿工作，亲自到贵阳市公安局做动员报告，一方面要市公安局整顿好领导班子、带好队伍；另一方面要搞好贵阳市的社会治安工作，保证不出大问题，确保“四清运动”的顺利进行。他经常听取贵阳公安局的工作汇报，对一些重要问题亲自过问，还带着秘书深入到基层派出所了解情况。“文革”中饱受磨难1965年，梁国斌又调回上海工作，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主管政法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降临，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老革命莫明其妙地被“革了命”，梁国斌也不可避免地被打倒了。运动伊始，梁国斌就被各种类型的造反派拉来拖去，轮番批斗，攻击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1968年2月24日早上，几个军人闯进了梁国斌的家，高声喝令：“梁国斌跟我们走一趟!”梁国斌心想，这一走可能一时回不来了，就郑重地对妻子沈爱萍说：“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第二，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如果有人说我自杀了，你们不要相信。第三，无论家中多么困难，你们也要给我的老母亲寄钱。”话没说完，就被押上汽车走了。梁国斌被秘密关押在北京一处监狱中长达7年之久。江青和林彪联手成立了由吴法宪主管的军方专案办公室。1980年10月，在审判四人帮大会上吴法宪出面作证：江青指定要他抓梁国斌等曾参与她历史审查（毛主席授权）有关的人员。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他不断受到残酷折磨，不久就得了膀胱癌。周恩来和叶剑英了解到情况后，连夜指示要尽快抢救。总理专门指派名医为梁国斌动手术，并通知家属赶到北京探望。叶帅亲自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手术动了没有?要抓紧。”梁国斌的手术很成功，病情天天好转。但是，仍被关押。由于长期与世隔绝，梁国斌连话都说不连贯，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了。女儿前去探望，他把她当成是未见过面的儿媳妇。他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的严重摧残，难以言表。可是，这些丝毫没有动摇他坚强的革命意志。 眼看在梁国斌身上捞不到什么，“四人帮”不得不于1975年对他宣布解放，但他们仍不肯轻易放过他，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均无结论，留了个很长的尾巴。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给梁国斌同志彻底平反，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他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梁国斌重新担任领导工作后，尽管他身体虚弱，但精力却超过年轻人。每天，他拼命学习和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长期缠身的病痛，认真学习党的文件，经常带病出席各种会议，希望继续为党多作点工作，为四化建设多出点力。他身患多种疾病，行动不便，可他坚持要别人扶着他开会、上班。实在累了，就打开录音机，一边打着拍子，一边随着哼起《送郎当红军》、《长征组歌》、《新四军军歌》等革命歌曲。1979年，邓小平同志接见了梁国斌，亲切的话语、诚恳的鼓励，令梁国斌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在默默地描绘着“四化”的蓝图，更加勤奋地不停操劳着。他感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就抓紧时间撰写回忆录，准备为党史宝库留下一些真实资料。但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梁国斌得了穿洞型肺结核、膀胱癌等多种疾病，经医治无效，于1980。家庭情况梁国斌夫人沈爱平和梁国斌是1939年初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相识的。沈爱平的祖籍是江苏无锡。1920年8月，出生于上海。1938年，皖南新四军军部要成立抗大式的学校，经地下党组织的介绍，沈爱平于1938年9月加入了新四军，编入教导总队女生八队学习。同年11月，沈爱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组织上把沈爱平调到军法处任文化教员，经常向梁国斌处长汇报工作。5月的一天，梁国斌突然向我提出结婚要求。后来，经邓子恢政委批准，于1940年6 月结婚。梁国斌对己、对妻子、对子女生活要求很严格。在战争年代，因部队执行“二八五团”制度，他要夫妻俩实行周六制：即平时生活各自住自己的宿舍，周六住在一起；吃饭，他吃细粮（他是领导），沈爱平还是吃自己的粗粮；刷牙时，他用牙膏，沈爱平只能用牙粉。长期以来，梁国斌工作繁忙，与子女们相处的日子很少，但他却见缝插针，给子女们讲形势，讲党的传统，言传身教，使膝下的5个子女感受到炽热的父爱，在严格的家教中他们受益匪浅。“你们干部子弟不能搞特殊，要说特殊，就是应该比别人更加努力工作和学习，更加艰苦朴素。”他常告诫子女们。孩子们年幼时，有一位叔叔让他们每顿饭前要搬三块砖方能吃饭。梁国斌知道后连连称赞：“这个办法好，从小就要劳动嘛！”梁国斌常对我们说：“钱是一种好东西，也是一种坏东西。不注意的话，它就会腐蚀你。我的工资高，更要注意这个问题。”在国家困难时期，他带头执行中央的决定，扣减了自己的工资。后来他又主动要求再减工资。梁国斌还经常教育家人，永远不要忘记人民的哺育之恩。每年正月初一，他都要例行开个家庭会，给大家讲国内外形势，讲党史、家史，要求子女们订出新年的学习计划。这已成为“家规”之一，子女们开玩笑称之为“初一训话”。 梁国斌还极力鼓励子女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自己。有一年子女们放假，他自己帮忙联系，让他们到连队去当一个月的兵，并关照部队一切从严要求，这样子女们便与战士们一道摸爬滚打、站岗放哨，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假期。60年代，梁国斌的工作非常繁忙，虽然与子女们相处很少，但教育很严格。中央颁布《高干生活待遇条例》后，他即召集全家人开会，检查是否有特殊化之处，要求秘书、司机帮助监督执行。他的夫人沈爱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他总是要她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班。他还规定了儿女们的零用钱，念初中的每月5角钱，念高中的1元，念大学的3元。并对儿女们说：“钱是一种好东西，也是一种坏东西，应注意这个问题。”平时，梁国斌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准孩子们看发给他的文件，也从不在孩子们面前谈及工作范围内的事，他一向认为：“不该让孩子们知道的事，就不要让他们知道；不该让孩子们享受的，就不要让他们享受。”后来，梁国斌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春节儿女们回家时，他拉着他们的手说：“我们家有6个党员，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现在我们不仅是父子关系，而且是同志关系。但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把入党当成一种荣誉，应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要成为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新起点。”许多老战友都说：“在高干群体中，梁国斌的家教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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