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弘之学术思想

加藤弘之的思想是现实的，终其一生都是唯物论者。加藤弘之一度强烈倾向于基于天赋人权说的启蒙思想，1873年（明治6年）与福泽谕吉、森有礼、西周等人明六社，开展启蒙活动。但后来倒向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反过来批判民权思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并终生攻击自由民权。自从他抛弃天赋人权学说以后，在治学上的主导思想，可由他在1879年（明治12年）的演讲中“人为自然当傀儡，亦善亦恶总无常”这首通俗诗看得出来。他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否定天赋人权说。1881年（明治14年），当海江田信义对这一点提出批判时，这个问题波及到政府内部。加藤敦促文部卿福冈孝弟，改变过去一贯的天赋人权论的立场，发表旧著《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等书绝版的宣言，从而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进化论进入东亚，首先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维新以后形成的竞争社会为进化论的思想提供了土壤。对当时日本的思想界来说，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加藤弘之的转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加藤弘之将物竞天择的逻辑带进他的《人权新说》与《强者的权利的竞争》当中，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做此转向之时，恰逢社会进化论在日本开始受到热烈的讨论，同时这个逻辑也被运用到关于日本如何面对西方的“日本人论”当中。在明治初期，加藤弘之秉持天赋人权的立场，不过，与受英法自由民主思潮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者们不同，加藤弘之在此时即着手翻译德国国家学者约翰·卡斯帕·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的《国法泛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德国极为流行的国家学，其背后正是启蒙专制主义的主张，而被日本称为德意志学之父的加藤弘之对该主张所倡导的政体形式颇有好感。到了1882年，代表加藤弘之转向的《人权新说》出版，根据田畑忍《加藤弘之》一书的看法，《人权新说》一方面凭借生存竞争与生存淘汰的法则指出，社会成员各有优劣，因此，主张人天生便有相同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天赋人权说仅是一种妄想；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国家握有大权之重要，其主要理由在于，国家唯有通过庞大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如同丸山真男所指出，加藤弘之的进化论是受到德国动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因里希·菲利普·奥古斯特·海克尔的影响，事实上，两者的进化论确实也同样地指向一个威权政体。在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日本思想主流之际，优胜劣败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的操作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当程度上正是这样的一个产物。加藤主张国家主义、天皇专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进化论思想应用于国家、社会，认为"唯一利己的根本动向（或能力）"，即"个体保存动向"和"种的保存的动向"，是生物进化的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1912年发表的《自然与伦理》昭示了他最终的立场，他在书中称“忠君爱国的行为”是“组成国家的吾吾人间之细胞的固有性”，主张“国家有机体论”，他认为个人之间相互竞争，但对于国家则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一贯为拥护明治政府提供哲学基础。。他在《吾国体与基督教》中说："日本在全世界有无比优越的国体"，在《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中甚至说："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的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加藤宣称他的哲学思想是"一元主义，就是单纯自然主义与进化论"。 他认为 "宇宙本体不是超自然的、精神的东西，而是物质与能力的混合体"。他虽然提倡"物力平等主义"，但又认为"物质与能力之间毫无本末轻重之别"。他把物质归结为 "能力" 或"动向"，"能力"是一切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说："能力最初成为无生物的运动，其后成为生物的生活力，再后进而成为生物的精神力，这就是能力进化的道理。"在宗教观上，加藤弘之发表《佛教改革谈》、《基督教之毒害》，反对基督教和佛教，拥护民族宗教。作为无神论者，他在《迷想的宇宙观》一书中言道“神并不是造物主，人间是造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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