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红一人物自述

人物特写：说说东西（节选）文：胡红一从知道东西（广西作家，广西文坛三剑客之一）到认识东西，中间隔了好几年。最初是看他的小说，有时写的啥都记不囫囵了，名字却刀刻般闪亮在印象里。心想这家伙是谁啊？敢起这么高难度的名字，也不怕别人拿这说事作贱他。后来去坐落于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读中文系作家班，发现东西的名字虽在花名册里，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他的迟迟不来报到，并不妨碍教授们每天点他的名，更不影响我趁机霸占他的床位放杂物。就这么着，一直“旷课”到我们毕业，东西也没露过一次面。后来听说他和余华、韩东、陈染等一起被广东青年文学院客聘为专业作家，才知道他不来上学的真正原因。1996年秋，我鬼使神差地成了广西日报社所属子报的记者。从辽阔中原一下子来到南宁，饮食气候语言都无法适应，正举目无亲憋屈郁闷时，突然得知东西也在同幢大楼上班，心里顿时生长出几分亲切。在去拜这位名义同学的码头之前，我特意重读了他的部分小说，以便跟他去套近乎。记得那天阳光不错，推开广西日报副刊部的门，我就大喊大叫谁是东西？弄得满屋子人都抬头看我。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慌忙起身，底气不足地认领我的询问，小声说“我是我是”，表情颇有些紧张失措。如同被打散的红军突然寻到组织，我一把攥住他那并不宽厚的手，使劲摇晃自报家门，东西这才把对待一般作者登门投稿的表情，慢慢调整成分寸适当的客气微笑。当我楞头楞脑地夸他小说厉害时，东西明显变得神情紧张起来，故意差开话题大声介绍同事，很隆重地说这是什么主任，那是什么协会会员，极力将一间小小陋室，渲染得不同凡响卧虎藏龙……自述：为啥写作 （节选）大约是12岁那年，我的身高一夜之间蹿到1·75米，早晨起来胳膊腿儿钻进前一天脱下的衣服里，才发现袖口和裤脚短了一大截子，还以为是布料缩水了，也没太在意。背着书包到学校，站在同龄孩子们中间升国旗唱国歌时，才感到高人一头乍人一膀地不自然，就像羊群里突然跑来一头驴。坐前面第一排听课时，后面的学生只见我的后背后脑勺，根本看不清黑板上写的是什么，当天就被那个眼睛很好看的女班主任，将我调到最后一排。在那段日子真是奇怪极了，我的饭量一个劲儿地噌噌往上长，吃得比家里那头带7个崽儿的老母猪还要多，晚上睡觉时骨头就像刚浇过水的红高粱，能听见嘎吧嘎吧的拔节声……这种一日千里的成长形势，弄得我又是兴奋又是害怕，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一会儿像个快乐的耗子，一会儿像个忧虑的傻瓜。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原大地家家户户分田分地，刚刚砸烂吃了很久的大锅饭，自食其力地过上几天舒心日子，父老乡亲们一天到晚忙着从土地里挖金淘银，恨不得把吃奶娃娃也当成劳动力使唤。父亲是乡村医生忙着治病救人，母亲一个人忙完地忙家里，实在忙不过来时，难免会指使我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说实话，我是个天生不爱劳动的人，就像圣人孔老二说的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用我娘的话说，叫做伸手不拿四两重。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埋头睡觉，可以不吃饭睡，可以不分天明地黑地睡，可以拾麦穗时躺在两座凸起的坟墓之间睡……为了逃避体力劳动，为了能有时间睡大头觉，我想近一切办法又被母亲一一识破。一天，我突发灵感地搬出桌凳铺开纸笔，拉起将要写作的隆重架式，却有意轻描淡写地对母亲说：“俺要写书当作家哩！”这一招不仅把母亲吓愣了，还把整个家族给震惊了。因为，翻遍家谱查遍亲人，方圆几十里姓胡的人家，也没出过一个能写会画的秀才。打这以后，只要我做出写作状，就算家里人正忙着降龙缚虎，也没人敢指使我干这个干那个，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地用崇拜眼光看我。倒是那些邻居们建立不起“作家”概念，往往把“写书”当成了“说书”，脑子里立马电光石火地浮现出一个场景和一人人物，那就是趁着一年四季农闲时分，竹杆探路走村窜巷的鼓书艺人——瞎子张浩，说这不是学那“瞎浩”巧要饭吗？见母亲听了脸色不好看，就马上改口说，我看行得通，说好了也能吃饱饭混个肚子圆。不管外人怎么看，我倒是自得其乐，不但落了清闲还被家人重视。有人关注时，就拉开一付不写出名著不罢休的架式。没人注意时，索性就蒙头呼呼睡大觉。时间一长就养成了习惯，哪怕睡得再死再沉，只要听到家人从外面干活回来的脚步声，我都会一跃而起咬着笔杆儿做呕心沥血推敲状。看到这幅画面，家人往往很高兴，仿佛我就是他们那块长势最喜人的庄稼地。拿来写作当借口，我渐渐有些养尊处优了，皮肤细腻四肢修长，看见油瓶子倒下也懒得去扶。由于生就跟年龄极不相符的大高个儿，放学回家的路上，常被一些走村窜户的媒婆盯梢尾随，当她们看到我家那座在当时农村不多见的红砖青瓦房时，更加坚定了“吃鲤鱼”（按照家乡风俗，结婚新人要逢年过节给媒人送大鲤鱼）的信念，就找母亲套近乎拉家常，掏出一个又一个漂亮大姑娘的照片，让母亲随便跳随便选。这时候，母亲往往拍着大腿笑出眼泪来，说俺儿还小只有十二岁哩，小学生哪能娶媳妇？媒婆横竖不相信母亲的话，拿着那些好看的照片晃过来晃过去，说别哄人啦小学生咋会长那么高哩，说少要点彩礼行不行啊，说不要彩礼倒贴总可以了吧？可是母亲仍一个劲儿地摇头，说儿子将来不会在农村寻媳妇，说儿子长大要当那啥作家哩！媒婆顿时非常失望，一旁的父亲倒是捧着照片爱不释手，说儿子真是太小了，这么多好闺女推掉也怪可惜，干脆说给他老子算咧！母亲不笑了，锐利的目光像把锥子，剜得父亲直打肉颤。后来在外地辗转谋生，人近30岁也没有成家的意思，远在河南农村的母亲就常常叹息，说早知道这样，十二岁那年就让你在农村成亲了，方圆几十里的大姑娘随便挑随便选，俺早抱孙子啦。就这样，我先装模作样“假唱”好几年，最高成绩就是常被作文老师当众表扬而已。直到18岁参加工作那一天，突然读懂了父母的期待目光，就知道“事情闹大了”，不得不硬着头皮“真唱”，20岁那年第一篇散文在《河南日报》副刊正式发表后，父母这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报答，捧着念着跟远亲近邻炫耀着，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生来不大孝顺的我，为了让父母继续高兴，便一路仄歪硬撑着上了“贼船”。也许当年睡过头了，也许确实不是那块材料儿，现如今经常一宿接一宿地失眠，把自己整个熬煎得面如菜色，仍然比山西老陈醋还要酸夸奖自己：啊！文学让我如此“药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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