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社会交际

威尔斯与萧伯纳威尔斯不仅是一名著名作家，而且还是一名具有良知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他曾与英国著名文学家乔治·萧伯纳相识并结为密友，经萧伯纳介绍威尔斯加入了以萧伯纳为首的“费边社”。“费边社”是一种具有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团体，他们反对武力，希望依靠经济和政治的方式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威尔斯积极参与“费边社”的活动，后来与萧伯纳发生分歧，退出了“费边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斯参与了国联活动，并前往各国访问，他的采访文章常常引起世界性的轰动。威尔斯与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学小说刚问世不久，就有评论家将他比作法国的儒勒·凡尔纳。若从作品的影响及成就而言，两人确实旗鼓相当，但若论作品的创作方式，他们却大不相同。凡尔纳所关注的只是科学技术的实现问题，他有句名言：“只要有人想象，其他人就一定做出。”他的作品以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为主，给予科学家、探险家们以极大的启发。而威尔斯的科学小说虽然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但更倚重天马行空般的幻想。他想象在宇宙中遨游，构思星际战争；把人类送上月球，又将火星人引入地球。他从天上搜罗天使，从海底打捞美人鱼；驾驶时间机器驰骋在时空中。他的作品无奇不揽，无险不探，从月球、太空、过去和未来等各个角度观察生活，通过怪物和外星生物的眼睛审视人类，故事紧张，情节离奇，引人入胜。威尔斯自己也承认：“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指凡尔纳)对科学发明的预见和我的幻想完全不同。他的作品总是描写技术和发明的实际可能性，而且对此作出了许多卓越的预言。他所感兴趣的是具有实践性的东西；动笔写作前就相信，自己所写的当时尚未出现的技术将来一定会实现……我的故事所表明的却不是实现科学假设的可能性，而是对另一种幻想的体验。”再者，威尔斯与凡尔纳的价值观也有所不同。凡尔纳赞扬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和巨大威力，其创作的目的在于把读者引入神奇迷人的科幻世界。但威尔斯的作品在幻想的外表下具有深厚的现实性。他借助科学幻想，用怪诞的人物、离奇的情节、夸张的手法、诙谐的语言和瑰丽的场景，针砭时弊，揭示现实，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威尔斯曾说，他的科幻小说继承的是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在《金驴记》中所开创的传统，“这类故事的意义并不在于幻想本身，而在于包含在幻想中的非幻想因素……它们只有在翻译成日常语言后，或者说排除一切怪诞的成分后，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意义。”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只是威尔斯创作的一种载体，而非其目的所在。他所关注的是与科技相关的社会问题，对科学技术本身也不是一味地赞扬，而是给予客观的分析，警示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并揭露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各种问题，谴责荒唐、丑恶的现实。威尔斯创造了一种将科学知识、文学技巧和社会观念三者融为一体的科学小说模式，这是凡尔纳的推崇科学精神、追求科学细节的“硬科学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威尔斯与丘吉尔但威尔斯所拥有的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想像力，100多年来，后人越来越意识他作为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的意义——他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当政者，在两个世界都有拥趸——从丘吉尔到列宁。同乡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受威尔斯影响很大。丘吉尔早期政治理念源自威尔斯1901年创作的小说《预知》。在其政治生涯中，他是公认的名嘴，演讲时妙语连珠，不少经典之语传诵至今。他的一些妙语是取自威尔斯的几部小说。如他曾用“风云暗涌”描述纳粹德国的扩张势头，而威尔斯之前在名为《世界大战》的小说中有过相同表述。威尔斯1905年完成的《现代乌托邦》，意在为托马斯·穆尔的《乌托邦》作续。书中提出了一些包括国家应为公民生活提供保障的观念。丘吉尔在格拉斯哥的演讲中提到国家应该帮助“众多无依无靠的人民”。史学界普遍认为这篇演讲是丘吉尔职业生涯里程碑。丘吉尔和威尔斯存在诸多相同理念，两人都相信国家应该保障公民生活，包括提供救济金、保险和儿童福利。威尔斯为自己的小说取名《现代乌托邦》，丘吉尔随后在演讲中称他理想的“保障性”国家为“乌托邦”。威尔斯提倡“优生”，认为人们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比如身体健康和经济独立，才应考虑生养后代。丘吉尔曾经说过，自己十分羡慕威尔斯“探讨婚姻与人口问题的技巧和勇气”。以至丘吉尔的一位朋友说他是“优生主义者”。作为费边社的重要成员，威尔斯还会晤过罗斯福，他也曾两度访问当时的苏联，受到列宁与斯大林的接见。尽管威尔斯撰写了《基普斯》、《托诺－邦盖》、《波里先生和他的历史》、《勃列林先生看穿了他》、《恩惠》、《预测》、《世界史纲》等大量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作品，但在列宁眼里，他本质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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