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茵·兰德哲学和客观主义运动
哲学根源
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极大影响。一些人注意到她的哲学与尼采的类似性，她也强烈批评康德的某些观念。兰德也称她受到了约翰·洛克的影响，洛克将个人“拥有他们自身”的理想概念化，个人也都有权利拥有他们劳动生产出的产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更具体的说兰德的哲学是属于启蒙时代以及理性时代的哲学。她偶而也会赞扬一些特定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阿奎纳等。她似乎也相当欣赏美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勃兰德·勃兰夏（Brand Blanshard），勃兰夏就如同兰德一般，认为“（理性和理性行动）在过去两千年里，从来没有过像这半世纪以来这样遭受如此之多、如此之严重、而如此之漫长的激烈攻击。”亚里士多德
影响兰德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法（“逻辑”）；她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最伟大的哲学家。特别是她的哲学反映出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和兰德都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而这种现实是可以为人所察觉的。”虽然兰德后来开始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但其他人则注意到她的利己主义伦理学“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说（Eudaimonia）的一种形式，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抱持的那一种…一种指引人类活着成功而繁荣的生活的制度，要‘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兰德自己主张“她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异处在于，她的哲学将本体（essences）视为属于知识论而非形而上学。她想像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直觉主义的哲学家，认为本体的存在是具体的。”尼采
在她早年生涯中，兰德相当欣赏尼采的著作，并且的确接受了“尼采对于人类潜能的崇敬以及他对基督教和康德的哲学观的强烈厌恶。”但她后来开始批评尼采，认为他的哲学是强调情感超过理性、对现实的主观解释超过真实现实的。争议通常聚焦于兰德和尼采之间的哲学观联系程度，而非兰德的哲学观是否为尼采的延伸发展。Allan Gotthelf在On Ayn Rand中宣称兰德的《我们活着的人》一书的初版相当类似于尼采的哲学观。Bjorn Faulkner和Karen Andre则指出兰德在1934年写下的《1月16日夜晚》一剧里展现了某些尼采的哲学理论。Ronald Merrill则发现兰德在《我们活着的人》于1959年再版时删去了一些初版时的内容：“在书中，女英雄抱持着（虽然最后排除了）牺牲弱者以成全强者便是正义的观点，而这明显是尼采的概念”兰德自己则否认和尼采有概念上的紧密连结，并在《我们活着的人》1959年之后的版本里的文法和文体上改变了一些角色的特性。在《源头》里，Gail Wynand这个角色最后的毁灭结局便是兰德后期哲学观排斥尼采的例子之一，亦即伟大是不可以借由牺牲群众来达成的：“她在（1934年）期刊里提出了一种反对传统非此即彼的伦理学的观点。举例而言，她在5月15日的记载里，发现诸如Gail Wynand这个角色的尼采错误：为了试图获取权力，他们操弄群众，但却牺牲了他们原有的理想和价值观，也因此成为了‘那些群众的奴隶。’也因此，一个独立的人并不会将他的胜利隶属于群众之上。”到了最后，兰德将她的哲学观改变和尼采对她的影响和平共存，在《源头》的初版25周年纪念版本的引言里以尼采的名言总结道：“灵魂高尚的人必先自尊。”康德
兰德非常激烈的批评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他们两人的哲学差异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上最大，而非康德知名的道德绝对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她对于康德的伦理学的批评是直接攻击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上的基础，但对于绝对令式道德观是否能与客观主义共存也有待争议。兰德和康德对于人类的概念、本体、和知觉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论：在客观主义的知识论上理性是最高的善，而理性和逻辑都可以用于了解客观的现实。这直接的与康德的分析-综合二分法直接相反，康德认为我们无法得知某些真实状态和现实的知识（“自在之物”），而只能得知我们察觉这些现实的方式，举例而言，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无法想像某些物体可以延伸，但这不代表这些物体就必定无法延伸。兰德则相信如果一个物体对于我们的知觉有所影响，那么对于知觉的影响便能使我们获得对于这个物体的知识。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它告诉我们物体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特征，例如当物体影响了某人的感觉器官时，它便使某人得知特定的感觉；接着，那便代表了物体本身特性的知识。事实上康德是否会反对这样浅略的现实主义原则仍有待争议。在兰德的观点看来，康德的二分法将理性和合理性在现实世界切割为两半—而这是对于人类本质的背叛。依据兰德的说法：“我曾在许多文章里提到，康德是摧毁了现代世界的首脑…你会发现在每个基本的议题上，康德的哲学都是与客观主义完全相反的”而在The Objectivist杂志的最后一期里，她则进一步阐述道：“假设你遇到一个疯狂的、痛苦的年轻人并且…发现了他是被一个仇恨人类的怪兽所养大，那只怪兽有计划地瘫痪他的心智、破坏他的自尊、消灭他享乐的能力、并阻止他所有逃离困境的尝试…这个年轻人就代表了西方文明，而那只怪兽正是伊曼努尔·康德。”客观主义运动
在1950年代兰德搬家至纽约市34街东边的120号，并成立了一个客观主义团体，故意选择了一个讽刺的名称“艾茵·兰德集团”（The Collective），集团成员包括了未来成为联邦储备局局长的阿伦·格林斯潘、以及一名年轻的心理学学生纳达涅·勃兰登，勃兰登受到了《源头》的深刻影响。依据勃兰登的说法，“我在1949年写了一封信给兰德女士…接着我在1950年3月获得一封邀请函前往她的住所参与私人集会，当时我距离2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艾茵·兰德集团原先选在兰德的公寓家中进行每周末的非正式聚会，一起讨论客观主义哲学；后来集团继续扮演了更大、更正式的角色，共同编辑《阿特拉斯耸耸肩》，并在后来成立了“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NBI）。通过这个研究所的努力，客观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到70年代逐渐扩散，研究所的成员前往遍及全美的城市进行演讲和教学。研究所也创立了他们的报纸“客观主义者报”（The Objectivist）。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兰德借由她的小说和非小说著作发展并散布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兰德也经常到美国东部的各大学发表演讲，大部分是透过勃兰登创立的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散布她的哲学：“客观主义者通讯后来扩展并且改名为客观主义者报，包含了兰德、勃兰登、和其他成员所撰写的文章…分析当时的时事并将其客观主义原则套用至平常的生活上。”在几年的发展后，尽管两人都已结婚、且年龄相差数十岁，兰德和勃兰登之间的友情逐渐转变为爱情。最后两人原先的配偶都得知了这件绯闻，虽然他们最初决定接受事实，但这最后导致勃兰登和他的妻子分居及离婚。 更多艾茵·兰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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