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影片评价

影片《愚公移山》整体上遵循着上述“英模传记片”的基本叙事方式，但霍建起导演也显然有着自己独特的构想，其最突出的艺术处理手法，是一个新颖的、独具匠心的三层交叉叙事结构。第一层，是影片的主体，也就是必须重点展现的、李双良的英模事迹。这一层叙事从1984年李双良退休开始讲起，一直讲到90年代他基本完成废渣治理，并拒绝了自己应得的两千万治渣分红结束。这层叙事非常注重历史情境的真实性，从80年代到90年代，场景的美工、布景、服装、化装、背景环境声等都非常到位。最关键的是，影片还得到了太原钢铁集团的大力支持，很多历史感强烈的戏，都能在太原钢铁集团下属的工厂找到相应的场景，使影像在还原治渣历史方面，做得非常准确、到位。当巨大的渣场和烟雾缭绕的钢厂呈现在观众面前时，观众在震惊之余，必然能够迅速地进入那个历史情境。该层叙事作为影片主体，比较完整和详细地表现了李双良整个治渣的过程，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克服了诸多的困难、麻烦和诱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能力突出的、甘于奉献的、具有伟大人格的英模形象。这其实就是此种类型的常规叙事结构，绝大部分英模传记片，也就到此为止，基本能够把人物和故事交待清楚，并完成主题昭示。影片的第二层叙事，可以称之为“李双良的青年时代”，这层叙事采取了倒推叙事，从60年代，李双良作为一个炉内爆破能手为厂里做出突出贡献讲起，一直讲到1949年解放前后，李双良从一个给官僚资本家钢厂打工的农村青年，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工厂的主人，翻身得解放的经历。影片通过前史的倒推叙事，逐步向观众揭示了李双良的心灵成长史。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真的给贫苦工人李双良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带来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带来了幸福和快乐。这种主人翁的幸福感伴随了李双良的一生，厂子不是别人的，厂子就是自己的，自己理应为厂子付出、理应为厂子负责。这一层叙事通过对李双良成长史的追溯，恰到好处地找到了李双良行为的心理依据。第二层叙事和第一层叙事中突出的影像写实性不同。在这一层叙事中，霍建起导演更加重视抒情和诗意的视觉效果。第三层叙事，是穿插在前两层叙事中的一次虚构的人物访谈。在电视台演播室里，李双良和女主持人轻松地聊着天、回顾着这段治渣历史，并不时回答着女主持人提出的疑问。因为有了这个当下时空的访谈，李双良的一生成为一次大型的闪回，使整部影片，尤其是作为故事主体的治渣事迹，也具有了一种浓浓的历史感。不管创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这层叙事所赋予故事主体的历史感，拉开了英模事迹与观众现实生活的距离，使之成为一种“彼处的再现”，回避了观众在现实认同上所可能遭遇的障碍。《愚公移山》这部影片，其历史感的营造既适合于这个题材，又是一种机智的创作策略，更重要的，还是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的表现。（《电影艺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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