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个人生活

像皮球被踢来踢去在那长达十几年的学生时代，我一直认为自己非常笨。长大了，才知道这不是笨，是学习障碍。人的学习接受能力有多种类型，我天生对图形很敏感，但对文字类的东西接受起来困难。念国中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种教育方式，就这样，像个皮球一样，被许多学校踢来踢去，最差的学校都不要我。记得我到一家很差的学校去考插班，训导主任真诚地问我：“说老实话，你到底抽不抽烟？”我当时很感动：碰到这么好的老师，像哥们儿一样诚心诚意对我，我要是骗他，那我岂不是很糟糕？我就说：“抽过。”这话一讲，回到家就再也没等到录取通知。天生就是画画的我喜欢画画，从4岁开始，画画是惟一能让我松弛的。在学校里画，书上、本上，所有空白的地方，我都画得满满的，回到家里，也是画画，外面的世界我没法呆下去，惟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自己的世界，因这个世界里有我的快乐。在学校里受了哪个老师的打击，敢怒不敢言，一回到我家就画他，狠狠地画，让他死得非常惨，然后自己心情就会变好了。父母为我伤透了脑筋，也吃了很多苦头，他们动不动就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听老师训话，还时常要带着我到各个学校去看人家的脸色，求人家收留我。但他们从不给我压力，一直听任我自由发展。爸爸会经常裁好白纸，整整齐齐钉起来，给我做画本。后来我常想：如果我的父母也像学校老师一样带我学习，那我肯定要死掉了。我观察人不会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常常是对看到的东西做反方向思考。看到一个公务员道貌岸然地走过来，我就想：如果这时候我突然跳上去，“啪”给他一巴掌，他会怎么样？一下子愣在那里呢？还是发了疯一样狂怒？总之，他的反应不会像我眼睛里看到的一样。有段时间，路上的行人总会看到一个自顾自笑的奇怪男孩。光这样观察还不满足，我开始做一些“实验”：反复去按人家的门铃，按一次，马上躲起来，看出来开门的人的表情，等他回去了，再去按。把他一系列的表情跟我的想象做比照。想象力对我非常重要，我常常生活在自己的想象里。学习电影专业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是被分配的结果，但读后，感觉还不错，因为我从小就属于“电视儿童”，本身又是典型的图像型思维，学习电影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我从没有间断画画，渐渐地，不断有媒体为我开设漫画专栏。后来还进入了台湾最大的报纸之一———《中国时报》。与电影相比，漫画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喜好和特长。因为电影是群体的，而漫画非常个人化，只要自己专心就行了，同时还糅合导演、编剧等多种功能，比如，选择人物形象、动作，就像导演挑演员，而设计情节、对白，又像编剧的工作。而且画画除了会受到版面限制，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其它的干扰。我于1985年开始在台湾成名。那时候正赶上我大学毕业要去服兵役，《中国时报》向我约稿，我埋头画了一个月，把一套《双响炮》交给报社就去了一个很封闭的小岛。三个月后，父亲来信说，时报开始登了，每周3次。半年后，我回到台北，才知道《双响炮》已经在台湾很红了。听许多人说，他们一拿到报纸，先看朱德庸的漫画专栏，然后才看其它内容。因为有关漫画作者的消息很少，社会上不免诸多猜测：这是外国人画的。做专职漫画家虽然成了名，但有四五年时间我总是处在彷徨、犹豫中，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要以画画为职业，因为台湾从来没有一个专职漫画家。虽然从小喜欢画画，但只是把画画作为爱好，成名也许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于是，我边画边想：是不是还可以从事别的职业，或者自己也许更适合干别的。就这样骑驴找马，随着画漫画时间的增长，才更深刻地体会到漫画的精髓，才对自己越来越肯定。我太太也鼓励我：“如果台湾能出一个专业漫画家，那肯定就是你了。”于是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天生就是画画的。后来辞掉了报社的工作，专职画漫画。在台湾我是第一个将漫画人物做成公益广告，台湾戒烟公益广告的主角就贴在每辆出租车的门上；第一个用漫画来制作商品广告片；第一个用漫画形象做信用卡；第一个将商场的雕塑用漫画形象来做；新加坡有一幅著名的壁画，三面墙都是漫画，那就是我做的。只要对传播漫画有好处的，我都做。因为漫画的魅力太大了，可用的地方太多了。到内地后，我发现中国人自己的漫画市场还很不成熟，米老鼠代表的是美国漫画，日本人早就有属于自己的漫画，而且已经发展了60多年，如果中国人自己的漫画市场发展不好，外国漫画进来是很容易的事，而且影响会很大。我没给自己定太多实际的目标，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梦想：中国人这么多，总该有自己的漫画、自己的漫画市场，我要创作出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更多朱德庸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