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战庆访谈

张战庆和他的《城乡结合部》
　　文/崔子恩在北京城的西北角，有一处外地来京打工者的聚居地。人力车夫关春奇一家4口，丈夫、妻子、女儿、岳母住在这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女儿童灵并不是独生女。她有一个姐姐在家乡上学。童灵来京后，在居住地附近一所由外来打工者自主经营的学校上学。童灵来北京之前对天安门非常憧憬。她原以为来北京就能去天安门。她的住所离天安门也只有十几公里。但是，家境拮据的现实使她这个小小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妈妈和姥姥都病在家中，一家人全靠爸爸一人蹬三轮挣钱养活。她和许多打工者的子弟一样,每天生活在满是垃圾和废弃物的环境中。 爸爸虽然知道她特别想去天安门，但实在舍不得耽误赚钱的时间花钱带她去玩。可是，他又肯花数目不小的钱给家中的大女儿买英语复读机，给童灵买人身保险。童灵一家居住的那片房子由于是违章建筑就要拆除。童灵的妈妈和姥姥回老家去治病。在北京搬了3次家的关春奇只好搬到另一个打工者聚集地。童灵所在的学校也随后搬往那一处地方。
　　这就是《城乡结合部》所呈现的内容。编导张战庆以这种朴素无华的人物和生活作为纪录片处女作的选材对象，既需要沉着的勇气，也需要宽厚的敏锐。
　　影片中有4个场面相当令我感动。
　　一是在一家廉价商店里，童灵的姥姥和妈妈与摊主讨价还价。她们是为了给童灵买一件棉质内衣。她们反反复复、走掉再走回来，为的仅仅是省下一块钱。小小的童灵，微笑而腼腆地目睹了全部过程。
　　一是关春奇为大女儿买英语复读机时，二话不说就付了帐，而他的妻子则在旁以怀疑的口吻表示对钱的心疼。
　　一是童灵和她的同学在外来打工者自主经营的学校校园里进行课间活动的场面。由于学校建在垃圾场的旁边，校园的小小操场的边上就是垃圾场。早春时节，狂风大作，沙尘中却依然活跃着小童灵和她的同学们的身影。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游戏工具，就有人把垃圾堆作了游戏工具的源泉。对恶劣的环境，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觉察。一个男生奋勇地蹬着一辆三轮车，车上坐满着他的同学。在模仿父兄的职业操作的同时，他似乎也在演练他的未来——同他的父亲一样的三轮车夫生涯。
　　再一个就是童灵去不成天安门，就在家居附近的一个塑料大棚里与小伙伴一起“创作”出一块大型的“游乐场”——其中有好几个用铁丝悬挂成的“秋千”。寂寞无聊的时候，童灵就到这里来荡秋千。
　　《城乡结合部》已参展2001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国际电影节，并且已经入围2002年法国真实电影节。欧洲观众较比中国观众更先看到了这部DV影片。
　　《城市画报》张战庆的十年
　　文/王华震
　　没有看《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之前，便已经看过崔卫平对它的评论。一天晚上，她纠集了李陀、欧阳江河等人一同看了此片，对“这部影片如此深入、立体、多层次地表现一个人”表示了极大赞赏。在这部摄于2006年的纪录片中，导演张战庆描绘了“三无人员”（无工作、无家庭、无房子）男主人公大刚的无忧生活。他每天逛舞厅，混吃骗喝、招人唠嗑，当然还有他经典的“逛舞厅哲学”：“十块钱三张月票，这三张月票十块钱都能玩两个月。一次划掉两个格，两个格才三角钱，这三角钱是一上午的时间，三角钱我要搂五个女的，一个女的才花几分钱，这几分钱就能抱着这些女人十几分钟，你说我快乐不快乐？”
　　面对高速变化的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和落差，大刚用一种拒绝思考的方式来抗争。学者们尽可以微言大义，在其中看出“中国底层民众的精神贫困”，虽然张战庆也喜欢这样的解读，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大刚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好玩的人”。或许这便是评论与创作的最佳互动关系——评论者挖掘出连创作者自己都不曾想到的影像意义，后者最终被前者说服——布努埃尔表示这就是他喜欢巴赞的原因，后来他去墨西哥拍片之前都喜欢和巴赞讨论影片的意义。
　　张战庆的纪录片处女作是他2001年在北京拍摄的《城乡结合部》。他称自己拿摄影机一直手抖，从《城乡结合部》到《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都没有改善，再加上处女作的音效处理差强人意，这些技术上的缺点是他这部作品的最遗憾之处。但是相比技术，他也觉得如果今天再让他来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从情怀、结构等方面，未必会比当年更好。“人越大越复杂，不如当年纯粹了”，他感叹道。影片的主人公叫做关春奇，从外地来北京骑人力车的他，带着两个女儿、两个弟弟和一个老母，住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棚户区。两个女儿关红灵和关童灵也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那年，张战庆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则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于是他搭上地铁、换乘公交、再倒摩的，来到了关童灵所在的学校。最终吸引并打动他的，是这个学校里的一个普通女孩和她“有责任心、也挺好玩”的父亲，于是原来准备以拍摄这所学校为主的纪录片，自然而然地把镜头对准了关春奇一家。
　　住在棚户区，虽然生活条件艰难，但是导演所主要呈现的还是人际关系中温暖的一面，关春奇和他母亲的关系以及关春奇和他女儿的关系，都在治病、入学、买保险等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这样的主题取向其实在他后来的片子中也一脉相承，不管他的主人公过着怎样不如意的生活，他的镜头却更乐意去捕捉人物“快乐”的一面。虽然他自己也承认这可能是“用一种哪怕是虚假的快乐来武装自己”，但是至少这样的拍摄效果显得人物更加立体丰满。而谈到关春奇一家，当年他曾跟踪拍摄了他们半年，但十年过去了，关家一直在北京居无定所，他已经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他所关心的关童灵也整整20岁了。这十年中，张战庆拍摄的片子还有《它们都是我们的狗》以及歌手汪峰和画家陈逸飞的个人纪录片，所有这些片子里的人物，打动他的，其实和最初的感动一样——人在历史中的无奈感和逼仄生活中的一抹温情。
　　张战庆曾经在一个贫困县的输油泵站烧锅炉，也曾当过教师和记者。所幸曲折的经历并没有把他变成一个愤怒的人，与名字相反，张战庆本人却甚是温和，甚至他的观众也因此而变得温柔。有次他的影片在法国蓬皮杜中心放映，结束后已经晚上12点半，有两个法国青年一直不肯走，直到他过去一问究竟，他们才吐露“谢谢”二字，之后便起身离开，消失于巴黎的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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