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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如创作经历

创作经过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纯如用自己无可挑剔的努力和勇气，直面了人类历史上那一段惨绝人寰的记忆，她告诉世人：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漫长而凄惨的，而没有哪几次劫难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哈佛历史系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南京大屠杀》

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性格文静的张纯如从小就喜欢写作，喜欢这种自由表达的方式。在她看来，写作是传播社会良知。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要通过文字来传达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在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张纯如相册

，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南京暴行》出版后，她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也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但纯如也相信，真相是不可毁灭的，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

辛酸历程

在“火炉”南京，她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在评价《南京暴行》一书时就说，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关于纯如的死去，朱成山非常痛惜，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曾帮助张纯如收集了大量的史实资料。他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的中文水平一般，不能读懂中文资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为她翻译。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

寻访史料

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纯如发现的不只是《拉贝日记》，还有一份珍贵的史料：《魏特琳日记》。20世纪30年代，明妮·魏特琳女士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由于保护了大量南京妇女免遭日本侵略军的蹂躏，魏特琳女士一直为南京市民所铭记，也是纯如最为崇拜的人。不过，这些日记却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沉睡多年。纯如走了，但她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与《南京大屠杀》一道，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去世原因

残酷史实与骚扰报复致使张纯如精神崩溃张纯如所从事的事业在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一项孤独者的工作。她接触到的是血淋淋的史实，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面对的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南京大屠杀是一部酷刑百科全书，这些她都要具体面对，还要叙述出来：砍头、活焚、活埋、在粪池中溺淹、挖心、分尸……书成后，她又得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由于她又开张纯如的墓碑

始准备写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在菲律宾受日军虐待的历史，接触到的残酷史实又一次触发她的病痛，引发了她的忧郁病症，而且张纯如还患有偏头痛，这是忧郁症的表征，巨大的病痛揪割着她，她的忧郁症不断加深。2003年7月张纯如在为她的第四本书进行研究旅行时，曾因精神崩溃而住进医院。张纯如的先生道格拉斯(BrettDouglas)于2004年11月9日清晨5时30分向警方报案称张纯如已失踪。道格拉斯对警方说，他最后一次见到妻子是在当天凌晨2时。张纯如在给家人的遗言中说，希望他们记住她患病以前的样子：全心投入生活，献身她的事业、写作和家庭。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的女子，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然后掏出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其他作品

《中国导弹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又名《蚕丝》，1996年出版，《蚕丝》讲述了华人科学家钱学森为美国火箭科技作出贡献，以及如何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而离开美国回到中国从事导弹研制的历史。《华裔美国人》2003年4月，张纯如的《在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在美国洛杉矶出版。她还曾以此书主题巡游全美发表宣传讲演。《在美国的华人》讲述了美国华人150年的移民史，让早期华人所受的歧视公之于众。

与日对质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部极为严肃的著作震惊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同时，也必然引起了某些无端的质疑和粗暴指责，特别是对于不少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人而言，张纯如的书无疑是“公然挑衅”。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暴行》一书也让张纯如成为积极参与维护抗日战争史实的社会活动家，以及抨击日本掩盖历史可耻行径的斗士。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错误的描写”。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美国各华侨团体的一致抗议，并敦促日本政府撤换大使一职。张纯如后来与这个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电视访谈时，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她还重申了自己写作《南京暴行》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日本政府从未为南京大屠杀作过认真的道歉；二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纯如说，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2001年9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第一个登台发言。她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击。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了所谓的“疑问”，张立即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站在张的一边批驳日本人，两个日本人只得悻然离开了会场。

日本出版

2007年12月15日，在日本东京一家书店，一名读者在选购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遗作《南京大屠杀》日文版。2007年12月16日，由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所著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真相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发行。张纯如在1997年用英文写成了《南京大屠杀》一书，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

艰难问世

日文版《南京大屠杀》完整收入了原作所附43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同时代出版社还出了一本点评解读张纯如原著的书，其中包括译者巫召鸿的注释和学者的解说，还有一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这本书随后被翻译成中文。其后，日本曾有出版社计划翻译出版《南京大屠杀》一书，但没有成功。《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的译者巫召鸿是日本华侨后代，生于1951年，迄今持有中国护照。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1997年出版了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真相的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英文原作名为《The Rape of Nanking》)，震惊了世界。该书随后被翻译成中文，流传广泛。但是，在策划和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当事国日本，由于特殊的社会氛围和政治压力，《南京大屠杀》日文译本却于1998年在出版过程中惨遭夭折，留下了长达10年的不可思议的出版空白。张纯如本人因长年受压而产生心理抑郁，于2004年11月9日在美国吞枪自杀，以36岁的风华之年离开了这个真相莫辨的世界，令人惋惜。200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事件即将迎来70周年纪念。为了纪念历史走过的漫漫70年岁月，为了缅怀一位充满历史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的华人女性，更为了向日本社会提供一份完整的历史证言、打破沉寂10年的出版禁忌，由在日华侨巫召鸿翻译、日本同时代社出版的日文版《南京大屠杀》即将面世。据了解，译者巫召鸿是1951年出生在日本的老华侨，长年从事电脑软件工作。巫召鸿认为，自己的人格形成于60年代至70年代。那时候他听上一代人讲战争体验，几乎都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武勇传、特攻队、偷袭珍珠港等，却没有南京大屠杀。7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战争意识偏向于受害者意识，逐渐模糊了加害者的视野，掩盖了侵略者的立场。1998年，柏书房曾计划翻译出版《南京大屠杀》一书。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出版方欲为日文译本加上日本视点的注释、说明和批判文字，遭到张纯如本人反对，出版计划受挫流产。这起事件留下的后遗症是，《南京大屠杀》在此后10年里成为日本出版界的一个禁忌，没有人再出手涉及这一敏感的翻译出版话题。不过同时，日本却出版了不少订正、指责、说明、甚至批判原作的著作，如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与日本》、同属历史事实派的本多胜一与妬村太一郎的对谈，还有全面否定原作的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所著《(南京大屠杀)研究》等。巫召鸿在“翻译出版经纬”中指出：“一本迄今尚未以日语文字形式在日出版的著作，却遭受到来自四方八面的如此集中的非难和批判，这是史无前例的。”为此，他希望日文版的出版能让更多人完整地读到这本书，并对原作给出真实的评价。同时代社的川上彻社长接受《中文导报》专访时，谈了该书日文版出版的曲折过程。川上彻在2006年末收到巫召鸿的来信，希望能在日本出版《南京大屠杀》。川上向出版界和新闻界的友人们征询意见，也了解了1998年的柏书房出版夭折事件，得到的回答多是劝他慎重对待，不宜再一次卷入事件中去。但川上读了该书的日文译稿，深深感到这是一部有魄力、有实力、有说服力的作品。川上表示，张氏原作揭露了大屠杀的本质，详细记载了大屠杀的方法、形态等实质问题，非常值得重视。日本右翼势力夸大原作中的细节错误，指其为“伪书”，日本出版界在过去10年里更因实行“自由规制”而封杀了张氏著作所表达的历史真相和历史声音，这些做法是错误的。为此，同时代社于今年春天决定推出该书的日文版。随后，川上彻联系到了拥有著作版权的张纯如的美国丈夫，双方通过代理人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交涉。鉴于1998年日文版遭遇过出版夭折的不幸经历，原作方对日本出版界抱有深深的警戒心和不信任感。但川上彻真心诚意地应对，最终在满足出版权方两项条件的前提下获得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版版权。原作方提出：1、日文版按原作实译，如实传递原作本来的面目；2、日文版不得加入任何注释和说明文字。为此，同时代社与原作方协商后做了技术性处理：一方面让巫召鸿翻译的原著日文版单独成书出版，另一方面作为该书的姐妹篇，同时出版了由巫召鸿加译注，由山田正行写解说，再加汇编资料而成的《阅读南京大屠杀》一书，作为原作的“案内”导读。原作方审读了日文译稿，表示满意。同时代社在今年秋天正式获得了在日出版的委托授权书。川上彻介绍说，张氏原作从三个方面解读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是听取了当年亲历事件的日本人的证言；二是记录作为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中国人的回忆；三是挖掘出当时置身“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的记录。张纯如首次发现的《拉贝日记》，已成为记述“南京大屠杀”的著名历史档案。日文版《南京大屠杀》厚达380页，完整收入原作所附43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呈现出原书全貌。日文版将赶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的12月13日前进入书店流通。川上彻表示，张纯如很希望日本人能读到这本书，她也很愿意与日本人做面对面的坦诚交流——前者即将成为现实，后者却成为永远的遗憾。川上表示，2000至2010年来，日本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右翼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民间选用中连连碰壁，编撰会也因内讧而趋于平静，但社会上关于“南京”的话题依然是一种禁忌。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在即，但在日本很少听到有纪念活动。龙谷大学田中宏教授将组织一个“2007南京大屠杀70年东京纪念证言集会”，余者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