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隐士文化
中国隐士
香港汇报报刊文称，说起中国的隐士，似乎陶渊明当排第一，就像元曲里说的：“……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阮瑀就连一向看不起隐士的鲁迅先生也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但我却不以为然。陶翁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小官。四十一岁(按当时年龄计算已经算是老年了)时还出任彭泽县的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谢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能算得上第一隐士吗？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于他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及《归去来辞》太有名了。另一位有些名气的隐士是宋代的林逋。林先生倒是未曾做过官，当然他是不屑做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梅妻”护“鹤子”，水清浅处疏影横斜，月黄昏时暗香浮动。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只可惜他隐的不是地方，隐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能隐得住吗？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赠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试想，有哪个隐士能像林先生“隐”得这样轰动？文章认为，隐士大都先仕而后隐，不然百姓一个，已落至尘埃，何须去隐？但凡做隐士的男人当初没有不想“仕”的，因为“仕”在当时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想当年姜老太公，七八十了还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天天提溜个渔杆到渭水边琢磨事。还别说，最终还真“钓”出了一番功名。唐代山水诗派的大腕孟浩然，刚出道时很清高，就想一生做个“隐士”，漫游江河，放情山水。但隐着隐着隐不住了。三十六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考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一首“入仕”的“敲门砖”。虽然诗的后几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门砖”都能弄得如此气势磅礴，不让老孟当官天理不容，可他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明代的唐寅，科考遭冤，从此便与官场无缘。二十多岁就对人生有了彻悟：“……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由此他便给自己的人生定了位：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三十六岁时搬进了桃花坞，从此他在“桃花坞里桃花庵”，成了“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时的唐寅可以说把花花世界看了个透，按说对名利二字应该很漠然了。但不然，这时皇帝的一个叔叔(还不是皇帝)—一个想阴谋篡权的王爷(当然唐寅当时并不知道他的阴谋)的一声召唤，他还是别妻弃女一路奔波投靠了王爷。本来想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王爷只是让他当“毛延寿”—为送给皇帝的美女们画像。后来王爷事发，唐寅差点受到牵连，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坞。这时他才算彻底死了“功名”之心。他去世时的“绝笔诗”可谓大气：人生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唐寅一生虽然形式上没有“隐”，但如果不是“晚节”上的那点瑕疵，倒真不失为一大隐士。那么，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隐士呢？当然有，在哪呢？在深山更深处，真正的隐士就是那些“隐于野”的“小隐”。你看—“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的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地谈今论古。”果真渔、樵二大夫不识字吗？不是，要不怎么会谈今论古。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是不屑，他们只想“雨来分畦种瓜，旱来引水浇麻”，“闲来几句渔樵话，困了一枕葫芦架”，“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这，才是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隐得很深，所以没有多少故事流传。文章最后称，当然，真正的隐士不多，他们都在深山更深处，他们都生长在古代隐士含义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变人品，是个普遍原理，要彻底摆脱或彻底超越，是极其困难的，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由外界对本心的干扰程度而言的，外界对本心干扰的程度越是大，就越能守住本心，“隐士”的量级也就越高，这有它的道理。但在朝的，不受影响的，能隐的，有几个？都有谁？举出几个令我服气的例子谈一谈？屈原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算朝中大隐麽？包拯一直按自己的法律原则断案，算朝中大隐麽？谁肯把他们当成“大隐”？隐士的本意是什么？核心内涵就是指宁肯隐居也不做官的人，怎么在朝为官，反而成了“大隐”了呢？以隐士本意而论，隐于野可也，隐于市可也，隐于朝，则实属荒唐也，不成立也。陶渊明在朝为官时，无论如何坚持原则办公，都不足以称其为“隐士”，只有“归园田居”之后，以感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为乐的时候，才可称其为隐士。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中国历代隐士，都是一些“小隐”，真正的“大隐”，是隐到连姓名都不曾留给世人的，根本就不屑于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所谓“隐士”，首先是隐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摇的人，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都不是隐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隐士”。其次，“隐士”是个名词，偏正式结构，落点在“士”。什么样的“士”？隐藏的“士”。“士”是谁？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隐藏，也肯定不能称其为“隐士”。第三，《辞海》解释“隐士”时，认为“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可见，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或者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才有资格当“隐士”，当朝为官的人，是断然不能称其为“隐士”的。但《辞海》这个解释，既没有强调“士”，也没有解释“士”，是不精确的。《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表明，隐士是素质很高的，多为文人，否则，跟深山砍柴的就没区别了。《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可见，“隐士”是指贤人隐，能人隐，才子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于做官，不为此做出努力的人，这才叫做“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当为世之隐匿之高人也。中国道家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比如魏晋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一种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的美和吟咏的“隐逸诗”。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深化表现。林泉，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这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与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更加轻灵飘逸，文笔更加婉约隽永。像左思的那首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更多隐士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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