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人物观点

杨少衡：描述乡土中国的真实容颜这些年我写作以中篇小说为主，短篇和长篇都少，着手写长篇，先搞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接下来搞什么，具长远目光，有方向感。这方面我还做不到。我比较随意，写到哪儿就哪儿。我在北京参加作代会时，有天晚上我与同来开会的河北、山西两个文友跑到三里屯喝酒，又到北京饭店外边的一间小铺吃饺子。我告诉朋友自己写中篇小说写多了，好像得换点名堂，朋友问我这些年有多少中篇？我说20来个吧。他笑，让我写满50个再来说话。于是这些年我又写了若干中篇小说。但是心里始终感觉自己应当有所改变，写长篇小说可能是一种选择。我的履历相对比较复杂，之前我还当过知青、乡村碾米工人、乡村小学教师。然后我调到所下乡的县城，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当县委书记的秘书，再下到乡镇任职。当时是上世纪70年代末，乡镇还是人民公社体制。这些经历对我的创作影响极大，是我小说题材、素材、人物、故事以及思想的主要来源。我这些年作品主要写的是各种官员，其实不只是这些年才写，30年前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叫《书记与司机》，仅此题目，就仿佛今日书市上的畅销书目。我写眼下这种小说，主要因为自己的经历以及对这一生活的熟悉，相比而言，其他生活我不熟悉，想写也难，尽管自己也很想一试。所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很有道理。作家挂职无疑是眼下作家深入生活的一种好方式，当然它也有局限。挂职毕竟是短期的，一般也不承担直接责任，触及矛盾相对较少，感受可能不如实际工作者深切。当然挂职者也比较超脱，有利于从更高角度来审视观察，不像实职人员身陷具体事务和矛盾，认知角度和情感立场受到影响。所以各有利弊。我在调到省里前，在家乡任职，一直都是单位里的主要业务官员，自称为“做具体工作的”。同时我还写小说，写的还是身边这些人和事，因此格外需要考虑您所指出的“抽离”问题，尽量不让别人对号入座，给自己找麻烦。我觉得这个问题只要考虑周到，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出大麻烦。我的体会主要是在小说里尽量把人物和故事原型变形，变得似是而非。我写这种小说有自己的基本想法，我认为这种小说应当给读者提供较多的社会信息量，这种信息应当是他们还不能从媒体或其他途径充分得到的。有一个贪官落马了，人们可以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消息，知道他拿了几个百万，有若干情妇。然后还有一些小报会披露若干细节，诸如他跟情妇如何搭上，与送贿者如何接头，等等。除了这些，这类人的人际关联，他怎么会变成如此巨贪，他还做过些什么，与他的堕落有何关联，他如何自我认知，人们又是如何看待其事，等等，这里边有很多内容，能够反映当今社会生活状态，这就有小说家创作的空间，显然也是读者想了解的。我写的这种小说涉及官员，写作时不应当总想着他的官衔，应当总记着他是个人，比如他说话有点口吃，他拿筷子用左手，等等。为什么写常人时小说家会注意这些，写官员就不会了？拿写常人的方式写官员，这就成了。我对笔下官场和现实中的官场所怀心态相同，我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现实有其理由，也将有其发展。《党校同学》写了三个出身、经历、品性都不同的官员，在党校培训班同学两年，以后因为各种机缘走到一起，在复杂状况中做事、起落的故事。这本书由一组系列中篇发展而来，包括《比铁还硬》、《鸟类生活》等。《比铁还硬》原发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芙蓉》杂志，发出来后，主编找我，认为内容较丰富，应当写成一个长篇。于是就这么做了。《村选》是从乡村和地方官员两个视角，写一个乡村的选举故事以及相关人物的来历与命运，试图表现当下乡村现实政治生活，表达对基层民主进程发展变化的理解。由于自己的乡村经历，我对类似问题一直很关心，以往却没往这方面写，因此总觉遗憾，我把这一小说视为开拓自己创作领域的一次尝试。写《村选》得益于我曾经有过的乡村生活经历，也得益于一贯以来对乡村事务的关注，写这本书前，我回家乡，去过若干村庄，包括自己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我对乡村事务的把握有自己的侧重点，较多地集中在政治生活方面，在这一点自认为了解得比较深入。农村生活同样也是丰富多面的，不同小说可以有不同的关注点和表现领域，我觉得自己选择的这个角度和领域与我对乡村的了解，以及自己的经历与接触范围比较相符。福建的文学创作也有其辉煌，例如以蔡其矫、舒婷为代表的诗歌，以郭风、何为为代表的大批散文作家，福建及福建籍评论家也非常强势。福建小说有较大发展，生活创作于福建本土的林那北、须一瓜、陈希我等人均很受关注。福建省作协归属省文联，文学工作在省文联工作中占重要地位，我省努力加大支持文学创作力度，表现在帮助所属文学刊物，组织作家采风写作，开展作品讨论评介等方面。我们还规划实施本省重点题材创作项目，力图以多种措施促进精品力作创作，繁荣本省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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