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人物轶事-吴祖光-吴祖光-吴祖光-万佳直播吧

吴祖光人物轶事

对于自己的际遇，吴祖光在生前也有过检视和回忆。“二流堂”是他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吴祖光生前(照片8)

1913年出生的画家黄苗子，80年代末旅居澳州近十年，担任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客座教授，他是二流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北京的寓所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说：二流堂是一个荒诞的滑稽剧。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19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有一个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这个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唐瑜的哥哥给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着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换来的钱盖房子。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吴祖光在他的回忆二流堂的文字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沙龙或者俱乐部。那段时间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新凤霞与吴祖光(照片1)

对于自己的际遇，吴祖光在生前也有过检视和回忆。“二流堂”是他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吴祖光生前(照片8)

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房客。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是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来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了一个陕北词“二流子”，郭老就说给他们起个名字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的名字就叫起来了。但吴祖光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他写作一直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聚众聊闲天。抗战胜利之后，大家各奔前程。1947年，吴祖光去了香港，到香港后，他改行做起了电影导演，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新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吴祖光回到北京是在1949年9月。在他面前是一个新的国家，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一份美满姻缘。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还是当年碧庐旧人。于是马上就传播开，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吴祖光租住了进门六间一排的平房。他和新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新凤霞从小被卖到天津，生长在一个天津的贫民窟里。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母亲大字不识，一家人靠她唱戏养活。她6岁学戏，14岁就当了主演。1949年，新凤霞22岁的时候开始到北京闯天下。在北京她认识了吴祖光。在北京，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名动一时。吴祖光在“二流堂”是个活跃人物，经常有艺术青年到他那里去。杜高、钱庄、陶冶常聚在他的周围。这批人就被当成“二流堂”的“小家族”。1954年，深受“二流堂”人际之累的吴祖光新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18个房间的四合院，他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二流堂”在“肃反”运动中出了事。当时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为什么很多艺术家都在那里出出进进。老的齐白石、梅兰芳，年轻的杜高、田庄这些人，艺术界的音乐界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很多人就开始怀疑。随后，“二流堂”的“小家族”的成员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来往于“二流堂”的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受到审查。1957年“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其实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个事情也让专案组记录在案，说“二流堂”要办机关刊物。很多人追问为什么建立“二流堂”的组织，被问到的人都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但是有人故意落井下石，说“二流堂”有堂印。因为盛家伦找王彦祥的哥哥刻了一个篆刻“二流堂”，当时就说是堂印。吴祖光买了几幅年画，年画画的是几个小孩，题名叫“玩不厌”。吴祖光喜欢那个“玩不厌”，给每个朋友送了一份。他把“玩不厌”挂在墙上，别人都没有挂，那幅“玩不厌”就被人当成“二流堂”的堂徽。当时匈牙利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事件。“二流堂”就被看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二流堂”不少人就被划为“右派”。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吴祖光已经停止了他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他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要吴祖光陪着去民间小剧团“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吴祖光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而吴祖光对文艺界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但是吴祖光在他的家里遇到了阻力。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新凤霞听到吴祖光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1957年5月31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吴祖光出去，事情毫无转寰的余地，吴祖光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他听见妻子哭了，但是他没有回头，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吴祖光回忆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吴祖光在那次会议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吴祖光反党的铁证。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吴祖光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他要和一个有500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吴祖光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儿子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笑着的。那时吴祖光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第二年父亲去世，吴祖光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者们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派们才重又被拎了出来。“二流堂”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而实际上的斗争矛头则指向了周恩来。“二流堂”就被政治化了。开始还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文革”时就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二流堂”的人就被关起来了。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黄苗子和郁风被关到监狱，戴浩被劳改。1979年6月19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汪明，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而黄苗子、郁风夫妇被关了7年的监牢。最后岁月在夫人新凤霞去世后不久，吴祖光由于心情郁闷和年迈，血管硬化引起脑血管栓塞，曾先后三次住院。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平日，他经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脸上流露出笑容……他还经常坐在轮椅上，由保姆陪着下楼去遛弯儿或去理发馆刮脸洗头，这是他认为最惬意的时光。吴祖光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年前，他虽然把他和新凤霞的藏书捐给了北京戏曲学校，可后来他收集的书又把家中的书柜装得满满的。吴祖光还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几乎场场都看。其女儿吴霜笑着说：“爸爸年纪大了，看电视经常打瞌睡，可是看足球、拳击、京剧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看足球比赛，俨然一位20几岁的青年，嘴里不时地嘟囔着：‘犯规’……他虽然年迈体弱，大脑不像以前那样好使唤，可看起球来表情却很丰富。”吴祖光偏爱甜食，尤其爱吃汉堡包。为让老人笑口常开，吴霜还特意养了一对小宠物———Baby和PP。吴老最喜欢PP，每当他见到PP满屋跑淘气时，脸上总露出舒心的微笑，这两只可爱的小动物已成为他的“宠儿”。吴祖光时常摸摸它们，逗逗它们，诙谐地说自己家里现有“八口”——自己、女儿、女婿、外孙、两位保姆还有Baby与PP。吴祖光说：“为消费者仗义执言，无怨无悔。”吴祖光，本世纪中国在国际上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之一。江苏常州人。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曾在香港电影界任编导，是香港文化界和电影界的先导者。曾任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祖光先生1935年扬名文坛，自幼有神童之称。二十岁在戏剧界和文学界已负盛名。祖光先生一生著述颇丰，有戏剧、散文、政论和书法集五十余部，主要代表作有《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花为媒》、《三打陶三春》和《吴祖光选集》六卷本等。门庭冷落有话难言“他现在很惨，不能说话了。”吴祖光多年的邻居与好朋友和宝堂先生一见记者，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去看吴祖光先生时，他仍住在朝阳区东大桥的民宅里，和小女儿吴霜住在一起。这是一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北京居民楼房，楼道很窄，很暗。经过狭小的客厅和一间堆满了书的书房，我们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吴祖光先生。头发全变白了，但脸色还很红润，眼睛明亮。吴老已不能说话，但精神还非常好，思维还很清晰，别人与他交谈，他能听懂意思。一名小阿姨正在喂他稀饭，记者向他问好，他用疑问的眼神看着记者。“前几年他还能说话的时候，每天他的家里访客有数十人，电话铃声不断，而现在不能说话了，就没有人来找他了，就连过年过节看看他的人都很少。”和先生对这一状况颇有微词。“就因为他不能说话了，不能利用他了，就冷落这样一位可敬的老人？”和先生与吴老先生已是多年的朋友与邻居。对吴祖光当年与国贸中心的官司、前因后果，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按吴祖光的原话来说，这纯粹是一场滑稽戏”，官司的起因是吴祖光针对我国首例消费者名誉侵权案写的一篇随感文章引起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1年12月23日，两位年轻女顾客倪培璐、王颖在北京国贸中心所属惠康超级市场购物，遭到两名男服务员无端怀疑，并受到解衣、开包检查，查实无辜始放行。1992年5月，两位姑娘以惠康超级市场侵犯人格、损害名誉，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1月18日，经法院调解，被告国贸中心向两位原告道歉，并补偿精神抚慰金二千元。原告撤诉此案告一段落。当时，首都多家传媒对此案作了报道，吴祖光是在读了《红颜一怒为自尊》这一报道后，写了一篇题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的随感，发表在1991年6月27日《中华工商时报》。文章刊出后，国贸中心常年法律顾问韩小京曾致函吴祖光，称吴文“内容失实，判断错误，并且采用了辱骂性语言……是对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关工作人员的侮辱，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声誉”。1992年12月，国贸中心以吴祖光侵害其名誉权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立案受理。“当时知道消息后，吴祖光感到非常惊奇，国贸中心对他的起诉竟发生在对两位少女侵权事实被确认之后，而且告状不去找发布消息的报纸，而找一个发表杂感的个人，实在令人费解。而韩小京的解释是他们有选择被告的权利”，和先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对于成为被告，吴祖光先生虽气愤，但绝无沮丧。他说‘社会需要人来伸张正义，当然也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牺牲，为此，我愿意竭尽全力。’”“吴老的夫人新凤霞平时挺怕事的，但这次却坚决站在吴祖光一边，她说这件事教育了她，做人就是要有正义感，并写了一篇《官商告百姓》声援祖光。”消息传出后，吴祖光家里电话不断，询问的，压惊的，鼓气的都有。1992年12月16日，吴祖光收到了朝阳区法院的传票。很快，不少律师上门请求为吴祖光免费打官司，甚至我国香港及加拿大也有人打电话来，并称已组织了律师团，希望能免费为吴祖光打官司。吴祖光一一谢绝，只请最早找上门的竞天律师事务所的彭学军、许橙做代理人，王耀庭做法律顾问。漫长诉讼八方声援1992年12月26日，吴祖光在昆仑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原先通知的记者只有十几位，结果来采访者达到七十余人之多。吴祖光认为“向我起诉竟发生于国贸中心已在朝阳区法院当堂知错任罚之后，其‘捞点便宜，挽回点面子’的用心更加显然。”并认为这件案子“造成了我的名誉及其他方面的重大损失，我保留向原告提出向我赔礼道歉消除恶劣影响并赔偿损失的权利。”在吴祖光后来的《“国贸”案结束感言》文章中，吴祖光写道：“在1993年12月29日一审结束时，我提出了这一反诉要求，法院接受了，同时收了反诉费用，而1995年又驳回，我出于主观的原因，主动永远结束了这场官司。”法律顾问王耀庭也认为，国贸中心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侵害名誉权有四个构成要素：主观过错、客观行为、侵害后果、因果关系。吴先生的文章是篇评论随感，其中对国贸中心的某些做法和言行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从主观上没有损害他人名誉的问题。从客观上，吴先生所涉及的事件内容来自报道，作为读者没有义务查证报道事实，因此不存在捏造。至于侮辱性语言，吴先生是对国贸中心有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和话进行评论，因此也不构成诽谤。这样，侵害后果和因果关系也不存在。而惠康事件的原告之一倪培璐知道国贸诉吴祖光后，写了一篇《我也写个始末》，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文章不仅证实国贸中心的工作人员确实将她们推进仓库，而且使用了极不负责和侮辱性的语言。她说：“没有想到为了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竟把吴先生牵扯在内，心中十分过意不去。如果吴老需要我们出庭作证，我们责无旁贷，不惜再上法庭，对簿公堂。”吴祖光闻讯后“欣慰”，他认为，从这个角度说，他“得到了最有价值的东西——社会的理解”。深受影响无怨无悔这场官司从1992年底持续到1995年5月才完结。吴祖光女儿吴霜告诉记者，“由于这件案子牵涉的双方都比较引人注目，法院判哪一边都觉得不妥，因此一拖再拖。”中央也很重视这件事，不少中央领导都到吴祖光家慰问。“在三年的案子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没有后悔过，他曾经说过，为消费者仗义执言，无怨无悔。”吴霜告诉记者。在案子处理期间，吴祖光曾五次筹划举行画展，但前四次都由于种种原因流产，最后才在军事博物馆举办成功。画展规模很大，占了几个大厅，展会很成功，不少人闻讯专程从各地赶过来。在《“国贸”案结束感言》中，吴祖光回忆道，1995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吴祖光带着小女儿吴霜走到朝阳区法院出席最后庭审。原告及原告律师都没来，审判长告诉他说：“可能是由于天在下雨、路远，或者堵车的原因，所以原告不能及时赶到，但是我们不等了。”审判书有五页，只用了二十分钟，审判长就宣读完毕，官司落下帷幕。“最后庭审宣判时特紧张，但知道自己赢了后，吴祖光却一句话都没说。”吴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有关方面当时特烦媒体的参与，因此这次没有事先宣传。”吴祖光生于一九一七年，彼时军阀混战，国家处于贫弱交加内外交困时期；及至成年，恰又逢上日寇侵华，民族危亡；待到新中国成立，吴祖光正处盛年，是创作的黄金时期，按理，作为少年即得大名，当时中国文坛屈指可数的优秀剧作家之一，本应该是写出更多能够揭示时代面貌的戏剧作品的时候。但很不幸，没过多久，整个国家就被推进到一种只准说梦话严禁说真话的状态，再后就是众所周知的十年浩劫。能够最终劫后遗存，进入晚年，是惟一的那么一点点苍凉的幸运；我平常一直认为，像吴祖光先生这辈人确实是生不逢时的。想来，和吴祖光一样有那些时代经历的人，有这种“生不逢时”的人生慨叹者，当不在少数。吴祖光的好友、书画家黄苗子，曾赠语吴祖光：“生不逢时，才气纵横。”这八个字，一方面自然评的是吴祖光，赞其之才，叹其之遇，另一方面又何尝不可以为黄苗子的自况呢。但吴祖光不同意他这位好友的赠语，自下断语曰：“生正逢时，死不介意。”吴祖光时常同友人表达这样一种处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