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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吴越文化

先秦

从考古资料来看，吴越文化的渊源可以推溯到旧石器时期。1985年春吴县三山岛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长江下游首次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为研究吴越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吴越文化区内相继产生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文化三支自成系统的原始文化，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充分表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也是古代汉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先秦时期，吴越属百越部落中一支。吴越就具体国别来说，它指先秦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姬姓句吴、姒姓于越此二个诸侯国。先秦时期，吴越属百越部落中一支。吴越就具体国别来说，它指先秦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姬姓勾吴、姒姓于越此二个诸侯国。先民文化 断发文身的越人

断发文身：吴越文化有其鲜明的标志形式，如舟揖、农耕、印纹硬陶、土墩墓以及好勇尚武、淫祀和断发文身，尤其是断发文身，因事关文化的标志和象征，先秦典籍多有记载。《史记. 吴太伯世家》曰：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左传》哀公七年说：仲雍在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战国策·赵策》中记有：“黑齿雕题，鳗冠林缝，大吴之国也。”《史记·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汉书·地理志》也有相同记载，但却对断发文身之俗增加了功能解释。《淮南子·泰族训》对文身的解说是“剂肌肤，馋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另外，《说苑》、《墨子》、《韩非子》、《礼记》等书中都有类似习俗的记载，可见断发文身是吴越人群的鲜明标志。在大港北山顶3处土墩墓发掘出土文物百余件，发现反映勾吴“断发文身”习俗的实物形象。

干栏式建筑：沿自巢居，是用竹木材料建成分上下两层的房子，上层用来住人，这类“干栏式建筑”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湿热多雨的地区，是一种底部栽以竖立的木桩使得居住面高离地面的木构建筑，上层住人，纳凉、防潮、可避毒虫禽兽，下层或圈养牲畜。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如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端午：据专家考证，端午节最初起源于江浙地区吴越部族的图腾祭的节日。源头是对龙图腾的崇拜，原始先民在端午节，以划龙舟敬神而自娱，舞龙灯祭拜而自乐。因而古代又称端午节为“龙日”。为表示他们是“龙子”的身份，借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且每年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图腾祭。抛竹筒食物，划龙舟祭龙，其中便有类似今日竞渡的游戏，这便是端午习俗的由来。后来吴越文化逐渐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这种习俗才传到长江上游和北方地区。龙舟竞渡：据考古发现，早在7000年前，吴越先民已用独木刳成木舟，并加上木桨划舟。《淮南子·齐俗训》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中国古代南方水网地区人们常以舟代步，以舟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人们在捕捉鱼虾的劳作中，攀比渔获的多寡，休闲时又相约划船竞速，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是远古时竞渡的雏形。距屈原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龙，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稻作：根据近代考古学的证据，水稻就是南方的古越人最先驯化。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的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连同常州圩墩、高邮龙虬庄、昆山少卿山、溧阳神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泰伯与仲雍断发文身、与民并耕

陕西岐山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儿子泰伯和仲雍为让父王实现灭商的愿望，把王位继承权主动让给弟弟季历，带着亲族来到苏南地区的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勾吴王国。泰伯、仲雍“断发文身”，接受当地习俗，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并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当地，于是上千个部落自愿归附于泰伯。“泰伯奔吴”，无疑是一次中原文化与东南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进入夏商时代，作为良渚文化后继者的马桥文化最终与湖熟文化融为一统，使整个吴越文化区的文化面貌趋于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随着吴、越两国的强大，相继称霸于中原，遂著称于世。青铜冶炼、造船、航海、纺织、稻作农业、渔业等物质文化，都在当时居先进行列。在夏代，于越部落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传说夏代少康的庶子无馀，在钱塘江以南一帯建立“越国”，“以奉守禹之祀”，辖有今浙江全省及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地区，传至春秋中叶的越王夫谭已历近1500多年。后越王勾践于西元前473年撃灭吴国，北上与当时中原诸国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王”。西元前306年，楚怀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越国江东之地。自此，越人流散到南方一带，分化成众多的支系，到汉朝初年形成了东瓯及闽越两个王国。

秦后

秦汉时期，吴越文化先后融入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之中。当然，其成就也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现象直至东汉末年才有所改变，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说：“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于南海之浜、滇云之壤，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在北方动乱不定之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故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并成为南朝的文化重心，其水平已达到或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原文化。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吴越文化的地位也日显重要，到唐中叶以后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区。钱穆先生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此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五代、两宋时期，吴越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叶适说：“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而北宋，更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及“两浙之富，国用所恃”之说。元明清时期，也是吴越文化的盛期，其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时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称。近代中国文化仍以吴越文化为最盛。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说：“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