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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说,他打算写两个系列,一是中国革命史系列,包括《远东朝鲜战争》、《长征》和《解放战争》;还有一个是中国近代史系列,包括《1901》、《1911》和《1921》。他说,这些书都是写给当代中国青年人看的,他希望青年人通过自己的作品读懂历史。王树增说:“当代青年对中国民族历史的解读还远远不够。一个民族把自己经历的悲伤的或者欢乐的往事当作珍宝一样捧在手里,把它作为照耀未来民族前进的一盏灯。我们的青年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失信念和信仰。中国人一直是生存信念最坚定、生命力最强的一个民族。”在创作《长征》过程中,王树增也是怀抱着这样的愿望。2000年底,他看到了美国时代出版公司的一本书,该书由西方各个领域的专家评选出公元1000年到2000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大事。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他认为,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的青少年对它认识得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代的中国人眼中的长征和西方人眼中的长征到底有多大差异。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近些年来,有不少外国青年重走长征路,这些物质条件非常优越的青年在这条路上寻找什么呢?他说:“我相信这些外国青年走在红军的长征路上,是在朝拜和寻找某种精神。西方专家把它列入一百件大事,我觉得根本的理由是,它前所未有地体现出了人类还有如此坚韧的精神、如此为了信仰的实现而前仆后继的精神,在其规模上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迁徙,在其精神上体现了人类能够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的最为可贵的精神基础,那就是永不言败、永往直前、前仆后继。”王树增介绍说,自己为写《长征》,差不多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仅笔记就做了二百多万字,写作时参阅的长征地图几乎都被“时间”磨破了。对于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精神之旅。
《长征》一书中记录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深入挖掘了历史中的细节。王树增说,写作《长征》的过程,也是他思想不断升华的过程。开始他对长征的认识只是在人类的忍耐力或坚韧力的层面,而写作过程中更令他感动的却是中国工农红军所张扬的理想主义。他说,这支红军队伍基本上由两个奇特的层面组成,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政治精英分子,另一个就是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目不识丁的赤贫阶层。这两个阶层结合所撞击出来的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常常令人感动。他说:“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赤贫的阶层,他的头顶上有一层层的盘剥和重压, 他内心的屈辱是最深重的。所以当红军队伍开到他家乡的时候,当红军的宣传员跟他们说’你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牛马,你们也可以做一个人。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你们跟着红军这杆旗帜走,去铲平世界上的一切不公道‘,我觉得在那一瞬间,这些农民他们心中的那种狂喜是不可压抑的,于是就跟着这杆红旗走了。绝大多数红军战士为了他们的这种理想倒下去的时候,他们几乎还没有分清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们不识字。但我觉得,当他倒下去的时候,如果他怀抱这样的梦想的话,他也认为是值得的。”王树增觉得,长征是一个解读不完的历史事件,从任何角度解读都可以发现感动,而这种感动常常令读者思索中华民族的前途,思索这个国家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