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文学成就

一官一集文集体例不仅是作品的编排方式，更是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性质与过程的理解与记录方式。王筠对文学史的一大贡献，是确定了以仕历为断限，按任官顺序编定系列文集的体例，即“一官二集”体，依此编成的8部文集，包括《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10卷，及《尚书》30卷。其意义是突破以文体类型为撰集标准的作法，在“一官一集换头衔”的架构下，以任官的时空线索编集作品，在一集之中及各集之间建构起作家的创作编年史，使文集成为一生居官为文之迹的记录，这是文集体例史的创新。文集编集体例起于梁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别集类叙称：“集始于东汉。……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胱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上举诸集除主筠外，以文体类型为主要编撰方式，或为全集与选集；或为后人补辑，多无编年特征。只有江淹前、后集是各录建元初以前与永明以后诗文而成才有大致的时间区分。因此，主筠按“一官一集”原则编成的8种文集是一个更大的发展，它对创作历程的划分更细致，体现的变化更清晰，自觉意识更强烈，正如宋祁所云：“每官各为一集，独有王筠。由是而观之，其有意乎作者之事矣!”王筠集更是一部梁代文学编年史，它的散佚不仅是王筠的损失，更是梁代文学研究的损失。“一官成一集，诗学源流正”，这一创举引来历代追随，以对《临海集》的模仿最突出，用所经历或任官地名取代官名为命集之例，使文集的编年纪行特征更鲜明，“一官成一集，尽付古河头”，一生行迹，开卷了然。如《浩然斋雅谈》卷上：“坡翁谓陈师仲曰：‘足下所至，诗但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合于此体的，唐人有郑谷《云台编》、《宜阳集》二种，《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二《云台编》提要称其“乃随时裒订，分帙各行者”；宋人仿效最夥，杨亿“所著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等集，内外制刀笔，共一百九十四卷”皆属此类；杨万里有《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等9种，是仕途迁转记录与诗风变化之迹的结合，即“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范成大也是一个显例，“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后自裒次，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包括《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及《吴船录》等，有“一官一集之传远，尚得垂身后之名”的称誉。徐铉《骑省集》与苏辙《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第三集》，以及陶弼《邕州小集》、陆游《剑南诗稿》、洪皓《鄱阳集》、董嗣果《庐山集》与《英溪集》等皆属此类，沿至明清，足见文人对此体的钟爱。诗艺特色与“能压强韵王筠一生经历未广，与社会下层很少接触，多沙限制了视野，未能树立起独树一帜的个性化诗风，其个人特色恰恰与主流文学风气有关。其诗以应和酬唱为多，有五言20首、四言1首，重对偶，用典密，句式整饬，有板滞、堆砌之病。《古诗镜》卷二三评其《寓直中庶坊赠萧洗马》曰：“王筠下语方整如砌，绝少气韵流动，‘霜被守宫槐，风惊护门草’，此是小儿排语。”即指这类作品的不足。这与王筠以学识为诗的倾向有关，其“清静好学”，《自序》又讲到一生苦读并手抄经史子集的情况；且与王筠唱和者，主要是梁武帝、萧纲及士族名流，其诗难免有借隶事以炫博、因对偶以求工的特点，与沈约、任唠等人情形非常接近。但这类诗体现了王筠与永明文学的渊源，以及艺术技巧上的特点。王筠在齐末开始创作，却与永明文学渊源深厚。祖父王僧虔与族叔王俭不长于文学，但对永明文学都有影响，特别是作为永明体奠基人的，王融是他的从兄弟。王融母为谢惠宣女，王筠少时又与谢览、谢举兄弟交好。永明文坛宿将刘绘与王融是内亲，故王筠与刘孝绰兄弟也是世交兼同道；加之沈约对青年王筠的提携褒奖，都是造就王筠诗风的重要条件。沈约说“自谢胱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视之为永明文学的传人。在应和酬唱领域，王筠开创了“能压强韵”的同韵自和技巧，对永明文学重声律的特点有所发展。王筠作诗以长于声韵为突出特点，王、沈之交，就建立在善于运用声韵调和诗歌音乐美的基础之上，传云：“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注：五激反)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注：五鸡反)!’……约曰：‘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案此乃善于辨声之显证。《古今通韵》卷三“霓”字注：“范蜀公镇曾召试学士院，其诗用‘彩霓’字，学士判为失韵，引沈约《郊居赋》‘雌霓连蜷’作入声读为据，当时士子为之愤口。司马文正公光曰：‘约赋但取声律便美，非霓不可读平声也。’……盖以赋句为‘驾雌霓之连蜷’，连五字平，为不谐叶，故云。原非谓‘霓’柢读‘臬’，不读‘倪’。”案司马光是说，在“驾雌霓之连蜷”中，除“驾”属去声外，余五字连平，有失谐美；王筠将平声八齐的“霓”读为人声，便使全句语流平中见折，吞吐有致。关于永明文学重视声律的记载中很少有如此生动具体的事例，只有王筠长于借助音声变化营造诗歌的节奏美，才能在初见草稿即能有此出色表现。谢胱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一语出自王筠传也绝非偶然，所谓“圆美流转”，以语言流畅、声韵协调为标志，正是沈约对王筠诗歌的一贯评价，“语如转弹逢真赏”，《报王筠书》称道其诗“声和被纸，光影盈字；……会昌昭发，兰挥玉振。克谐之义，宁比笙簧”，故“擅美推能，实归吾子”，与论谢诗“调与金石谐”相一致，体现了沈约对王、谢在诗美追求共通性的认识，这是王筠在唱和诗创作中形成“能压强韵”特色的基础。晚唐以前，“强韵”一词独见于《梁书》王筠传，日：“筠为文能压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美。”应是对王筠诗歌艺术特点的普遍看法。“能压强韵”的特点在天监前期已经形成，出在“公宴”之际，又当与唱和时的用韵方式有关。宋孙何汉曰“压强韵，示有余地”，宋祁说“已轻安仁为老声，更恼王筠赋强韵”，均极言其难，也应是《梁书》记载的本意。由于唐前文献没有说明“强韵”的内涵，须从后来用例探其原意。对“强韵”一词的使用首见于晚唐，以宋人使用最多，所有诗例皆涉及与用韵相关的三种唱和方式，即出韵、叠韵与分韵。先是出韵，即李商隐称“呼唱首曰强韵”；另如皮日休《寒夜文宴联句》“清言闻后醒，强韵压来艰”与黄滔“强韵押难，非才颇愧”二例。宋有苏轼《广停萧大夫借前韵见赠，复和答之》“赠我皆强韵”与陈师道《和舅氏公退言怀》“追陪强韵愧难过”等例。出韵难押，《金玉诗话》“押簁字”条载王师炅戍江左，有人夜梦女子在空中以巨簁簁物，落地者都将死于战乱，其中就有徐锴，后果知徐锴已死于围城之中；此后“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哲《登高斋》诗，押‘簁’字，平甫曰：‘当时徐氏擅笔墨，夜围梦堕空中簁。’此事奇谲而盘屈，强韵中可谓拽虎手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若酬唱者次韵相和，原韵更是强韵，如陈造《次韵王签判二首》“新诗出强韵”。其次是叠韵，即诗人同韵自和。范成大《复次前韵呈时举》所次“前韵”者，指其《招……耿时举避暑，次时举韵》诗，有“赓诗代仆呐，非敢玩强韵”句，知为次韵自和。第三是分韵，有蔡襄《忆弟》“酒酣襞纸探强韵”等例。“强韵”内涵又可用王筠诗来验证，叶梦得《玉涧杂书》说：“唐以前人和诗，初无用同韵者，直是先后相继作耳。顷看《类文》，见梁武同王筠《和太子忏悔》诗，云仍取筠韵，盖同用‘改’字十韵也。诗人以来，始见有此体。筠后又取所余未用者十韵别为一篇，所谓‘圣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者，比次颇新巧。古诗之工，初不在韵，上盖欲自出奇，后遂为格，乃知史于诸文士中独言筠善押强韵以此。”这对明确“强韵”的内涵有很强的指导性。中大通三年九月，萧衍父子与王筠唱和，萧纲作《蒙豫忏悔诗》，武帝及王筠各以《和太子忏悔诗》与《和皇太子忏悔诗》一首相酬，即“梁武同王筠《和太子忏悔》诗”，今三诗俱存，在用韵上没有关系。但王筠尚有《奉和皇太子忏悔应诏诗》，其小序记载第二轮唱和的情况说：“《奉和皇太子忏悔诗》，仍上皇宸极，口口圣旨即疏降，同所用十韵。私心庆跃，得未曾有，招采余韵，更题鄙拙。”武帝据王筠诗韵另作一首，即“同所用十韵”，也即叶氏所说“仍取筠韵，盖同用‘改’字十韵”。接着，王筠“招采余韵，更题鄙拙”，又作《奉和皇太子忏悔应诏诗》。在此两轮唱和中，王筠出韵，梁武同韵相和，王筠同韵自和。按王筠《和皇太子忏悔》今存“改、采、罪、海、待”五韵，《奉和皇太子忏悔应诏诗》则用“海、在、殆、凯、宰、彩、怠、倍、徘、彩”十韵，皆属“十贿”部；除“海”、“彩”重出外，与筠序所称“招采余韵”合，也与叶氏所说“筠后又取所余未用者十韵别为一篇”者合，即王筠以同韵自和是事实，只非次韵而已。武帝和诗已佚，但叶氏据《类文》对第二轮唱和的描述与筠序一致，则武帝以同韵相和亦是事实。因知所谓“能压强韵”，至少指王筠长于叠韵；同韵相和则创自武帝，“诗人以来，始见有此体”，叶氏未加甄别，“上盖欲自出奇，后遂为格，乃知史于诸文士中独言筠善押强韵以此”的判断失之含混。至于以出韵和分韵为强韵则是后来理解，梁代尚无此意；特别是当时盛行的分韵赋诗风气应与王筠无关。在唱和诗中强化用韵的地位，在当时是一种新奇的技巧，在诗史上是对唱和诗创作方法的重要贡献。《蔡宽夫诗话》说：“前史称王筠善押强韵，固是诗家要处，然人贪于捉对用事者，往往多有趁韵之失。”但已是另一个话题了。《唐诗纪事》卷六四称“《梁书》云：昭明善押短韵，吴均善押强韵”一语，显然也是错误。王筠应和酬唱诗的成就不高，但与吴均的唱和组诗《和吴主簿》六首与所擅长的闺情题材与柔婉风格相通，又是一番面貌，另有渊源。王筠还有五言诗23首，包括乐府古题7首；另有七言乐府、六言、楚歌各1首，及杂言2首，多是闺情与咏物题材。若将《和吴主簿》按题材纳入，则闺情诗是王筠诗美风格与成就的主体，很少专事写景，大多语言清新秀丽，音声婉转，风格柔婉细腻；尤长于经营末句，有余音袅袅、风情摇曳的韵味。《诗品》说沈诗“长于清怨”，文辞工丽，善写恋情，对王筠有所影响；王筠又在《哀册文》中说萧统“属词婉约，缘情绮靡”，也是自评。如《闺情》：“月出宵将半，星流晓未央。空闺易成响，虚室自生光。娇羞悦人梦，犹言君在旁。”刻画思妇好梦初醒，犹自回味的刹那心理；以空闺成响，虚室生光表现思极入幻的感受，表现力很强。《三妇艳诗》日：“大妇留芳褥，中妇对华烛。小妇独无事，当轩理清曲。丈人且安卧，艳歌方断续。”格调雍容轻缓，寓艳于质，深得汉魏乐府的神韵。《春游》云：“丛兰已飞蝶，杨柳半藏鸦。物色相煎荡，微步出东家。既同翡翠翼，复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回君流水车。”借物象之春色喻少女春情萌动的情态，手法亦不俗。《杂曲二首》其二：“可怜洛城东，芳树摇春风。丹霞映白日，细雨带轻虹。”以工丽的景句结篇，颇有唐人五绝风韵，《竹庄诗话》卷三引《乐府录》日：“此篇叙景，不言意而意自彰耳。”《东阳还经严陵濑赠萧大夫》曰：“子陵洵高尚，超然独长往。钓石宛如新，故态依可想。”句法顺接流走，古意盎然。《向晓闺情》表现长夜相思的羞恨，《五日望采拾》倾诉对恩光应接的期待，以及《苦暑》对清旷神情的刻画，无不宛转动人。尤以《行路难》最为突出：“千门皆闭夜何央，百忧俱集断人肠。探揣箱中取刀尺，拂拭机上断流黄。情人逐情虽可恨，复畏边远乏衣裳。已缫一茧催衣缕，复捣百和裹衣香。犹忆去时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长。裲裆双心共一袜，柏复两边作八裰。襻带虽安不忍缝，开孔裁穿犹未达。胸前却月两相连，本照君心不照天。愿君分明得此意，勿复流荡不如先。含悲含怨判不死，封情忍思待明年。”描述思妇在秋夜为游子制衣时心理与情感的变化，情致宛转，音节和畅，与曹丕(燕歌行》风调相近。“犹忆”一句以下，杨慎《升庵集》卷五七“王筠咏边衣”条曰：“数句叙裁衣，曲折纤微，如出缝妇之口。诗至此，可谓细密矣。”晚年杜甫据此作《百忧集行》新题，又写下“悲见生涯百忧集”句，可谓心有戚戚焉。“裲裆”句本是对少妇借衣传情心态的描写，段成式在《嘲飞卿》其四中与乐府名作《陌上桑》同用，以“见说自能裁柏腹，不知谁更著帩头”讥刺妓女之假意虚情；清陈世祥则效其笔法，细刻佳人自制春衫的经过，谓“一抹双心，两当八撮，曾入诗人体贴间”，也深得原诗三昧。这些诗贴近闺阁生活，体情细微，又绝不轻薄，应是梁代前中期的作品。另外，《(嘲)刘孝绰元广州景仲座见故姬》与《摘安石榴枝赠刘孝威》二诗诗意分别出自古诗《上山采蘼芜》和《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和吴主簿》等诗的意象、句法也与汉魏文人五言诗有关，这种风格倾向可以归到与昭明集团的渊源上。还要提及的是，陈绎元《诗谱》称沈约、何逊、王筠等人的诗是“律诗之源，而尤近古者”。从用韵的特点来看，《楚妃吟》平入通押，《赠萧大夫》、《三妇艳诗》全用仄韵，《韵补》卷四“灵图白玉检”与卷五“烧山多鬼怪”二首是去入通转的例证，但《闺情》、《杂曲二首》其二与《春游》却全押平声韵，丝毫不紊，仍体现出王筠长于声韵的特点，这显然是着意锤炼的结果，是唐律的先声。王筠对诗体也有创新，《草木十咏》是较早的连章体咏物诗；《楚妃吟》则颇类词体，《诗纪》卷一五一称“王筠《楚妃吟》句法极异，……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辞也”，当是南朝乐府与词体关系之一证。在王筠存诗中，像《侠客行》那种英挺豪放的风格自是别调，若《早出巡行瞩望山海》一般略具“穷而后工”意味的作品也是峥嵘乍现，总体上仍是一个主流诗人，易为文学史家所忽略。但上述问题对理解当时文坛面貌仍有帮助，应给予必要的讨论。南朝梁藏书家、文学家。字元礼，一字德柔。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临沂）人。王僧虔之孙。曾任昭明太子萧统的属官。仕梁为中书郎，出为湘东王长史，还朝为太子家令。又出为临海太守，还京，累迁秘书监、太府卿、度支尚书、光禄大夫、司徒左长史等官，为官不仁，恣意贪取。侯景之乱，坠井而亡。然为文被沈约推崇为“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富于藏书，自称“少好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手抄经、史、子书百余卷，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请人帮忙，并躬自抄录，凡40余年不间断。《梁书·王筠传》说他16岁即写作《芍药赋》，词句丽逸。藏书家沈约，是梁一代的辞宗，然而每见王筠文章，咨嗟吟咏，自叹不逮。曾对他说：“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于是，沈约于郊居宅造阁斋，他献上《草木十咏》，题写之于墙壁之上。沈约晚年，亦仿蔡琰赠书王粲之举，将其大部分藏书赠与了他，使其藏书益富。著作有《洗马》、《中书》等集。今存张溥辑《王詹事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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