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书法论文

弃粗取精 去伪存真——试论硬笔书法不排斥“馆阁体”●王晋任何一门艺术的产生、发展无不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书法亦然。观中国书法史不难看出，“馆阁体”现象的出现是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的。上溯盛唐，太宗开“以书取仕”之先风，乃绵延千百年，科举制成了束缚书法艺术的一副精神枷锁，“馆阁体”的产生乃至泛滥也就绝非偶然了。“馆阁书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书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它压制书家的创造性．使书法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清代，“碑学”大兴，给沉寂的书法注入了无限活力，同时也使“馆阁体”遭到了灭顶之灾。“碑学”代表人物康有为曾把“帖学”批驳得体无完肤，于“馆阁体”更是彻底否定，继之各派书家多也对其不屑一顾。及至今日，在书法界一谈到“馆阁体”，绝大多数人仍是嗤之以鼻。现代硬笔书法中许多创作者也入云亦云，不假思索就把“馆阁体”说得一无是处。但我认为，如果客观、公正地加以分析，“馆阁体”对于当今硬笔书法的繁荣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实用书写 “馆阁书风”仍从容实用书写和书法艺术与生俱来地纠缠整个书法史，如何把这一对矛盾更好地统一起来，事关书法的发展。硬笔书法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得以空前繁荣，就是因为较成功地化解了这一矛盾。硬笔书法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实用性为其艺术价值的充分体现推波助澜，实用性与艺术性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今硬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弘扬硬笔书法艺术就要大力强调艺术性，使之成为“阳春白雪”，才能显示出其所谓高雅。殊不知，一门“曲高和寡”的艺术怎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呢?由此，笔者以为硬笔书法的艺术性必基于实用性之上。而“馆阁体”正是书法实用性的典型代表，明清科举取仕，考卷的字要求写的乌黑、方正、光洁、大小一律，书写水平高者可被召入翰林院，凡重要文书，典籍必命书之。当今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离不开文字的书写，一手清晰、整齐、美观的硬笔字于人于己都大有裨益，而模糊、潦草、怪异的字常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试想学生作业、作者投稿、机关公文等所用的文字都以“馆阁体”这一美学标准为准绳，读者会十分乐于接受的。此意不是提倡每个硬笔书写者都成为馆阁书家(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只想藉此呼吁人们在实用书写时尽量认真些，把字写得端正、清晰，使读者能一目了然，这于我们社会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硬笔书法 初学分布求平正硬笔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经坎坷，其间出现的诸多问题常使人们喜忧参半。“大赛热”、“展览热”、“出书热”、“入会热”曾一度席卷了整个硬笔书坛，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扩大硬笔书法的影响，促进硬笔书法的普及。但过多过滥也会使一些人无所适从，不能冷静下来正视自己的真实水平，不客气地讲，这是人们急功近利思想作祟的缘故。时至今日，仍有相当一批初涉硬笔书坛的入门者，刚刚写了几天字，就大谈创作，捧着买来的(事实上可以这样说) “获奖、入选证书”、各式各样的硬书典籍、“会员证”乃至“特邀书画师、客座教授聘书”到处眩耀，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当真就是“硬笔书法家”了，而其书写水平实为很低。 《书谱》云：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又云：图真不悟，习草将迷。都是强调基础学习的重要性。当前，在硬笔书法界一谈创作，必追求“新、奇、变”，而摒弃传统的创新实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谈到“馆阁体”，许多基本功平平者似也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人说成是“媚俗”。事实上，真正的馆阁书家们都有着相当深厚的书写功底，绝非一般初学者所能企及。笔者在此要奉劝那些尚未省悟者：习字之始，必先求平正。弃其糟粕 尚有精华在其中一瓢先生在《书法》杂志九四年第五期中撰文道：“馆阁体小楷其实古人早已有之，如唐之经生书、干禄字书，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虽皆有科举习气，但并以工整见长，以法度相胜，古代统治者其所以提倡，意在示人以规矩，初学者岂能嗤之以鼻而等闲视之。馆阁小楷亦极难写，所不足者只是风格雷同，殊少意趣耳。”笔者曾认真研究过明代“台阁体”祖师沈度的作品，观其书法，点画之精到、法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沈度曾对“二王”及欧、赵诸家法帖下过苦功，只是后来被功名所累，终不能创出自己的风格。但其高超的书写技巧不能不令人叹服，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被朝廷冠以“我朝王羲之”的美名。笔者认为，对于“馆阁体”，硬书界应效法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这里所说的拿来，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扬弃”，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馆阁体”的形式过于僵化，体势过于死板；但其法度谨严，点画精到。那我们就在习字时多领会其用笔之准确，结构之精巧，而大可不必写得干篇—律，状如算子。发展我们的硬笔书法事业，就要广泛地汲取营养，只要有可取之处，尽可大胆地“拿来”，为己所用。有鉴于此，硬笔书法就不应一味排斥“馆阁体”。毋庸讳言，有识之士如能淘尽泥沙，食之精华，必受益匪浅。原载于《中国钢笔书法》杂志1997年第2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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