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化达逝世悼念

文/汤晓丹（著名导演，102岁）报载汤化达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后，他的音容一直反复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新上影成立后第一批从部队来的骨干。当时他是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领导我们学习。只见他作风正派，不苟言笑，说话做事很有分寸，给我们印象极好。后来，我们有了三次合作，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是拍摄《南征北战》的时候。虽说是我与成荫联合导演，我的内心想法还是向成荫学习，向部队来的同志学习。成荫很大度，他把已经分好的导演镜头本和大堆群众意见记录都给我细读。在所有记录资料中，我感到汤化达提的意见特别有分量、很有说服力，因为他是针对剧作和大家的看法概括提炼的。我便开始暗中关注汤化达，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像我这样没有经历过部队生活的导演，首先就要依靠像汤化达那样有实力、有水平、有生活的人。当时我想过，如果我继续导演解放军题材，一定要与汤化达合作。可是当时身不由己，只能接受组织分配。第二次合作是在《红日》剧组。汤化达以副导演职务进组后找我谈过一次话，有两个重要内容：第一，他说组织叮嘱《红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第二，在《红日》摄制期内，我一定要交出入党所必需写的详细自传和对文艺思想的总结，以便更好地为人民电影事业服务。在谈这些的时候，汤化达尖锐地批评了我，说我从《南征北战》拍摄结束，组织安排上党课学习开始，已十多年了，自传为什么还交不出来？要我提高对党的认识等等等等，对我触动很大。我在进入工作前提出由导演、副导演、制片和编剧到中央军委和文化部听取有关领导对《红日》搬上银幕的看法和指示时，名单中就有汤化达的名字。我一直依靠他的判断力，他也诚心诚意付出心血。《红日》摄制历时三年，我常常想，如果当时摄制主创人员中没有汤化达，后果很难预料。我多次向厂里提出在片头字幕上的署名是汤晓丹、汤化达联合导演。虽然没有被批准，但我心里默默地牢记，是汤化达的无私合作，才有了这个拥有经典影片美名的《红日》。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在《红日》剧组几乎每个角落，都有汤化达安排时间听我读自传的身影。在他认真严肃亲切的帮助下，我终于在1962年通过了组织审查成为中共党员。而今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党的教育下才有了我的今天，但比我年轻10岁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汤化达与世长辞了，我内心深处的疼痛别人无法理解。我相信汤化达会明白我的，因为他在创作上帮助我，在政治上相信我，我们之间内心深处的大爱是国家繁荣昌盛高于一切。第三次合作是在新《渡江侦察记》摄制组。那还是“四人帮”统治文艺舞台的残酷年代，我在被九死一生“死去活来反复数次”后，命大地活过来到了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汤化达接受了重拍《渡江侦察记》的导演任务，不知遇到什么阻力工作进度不顺，经批准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到了摄制组。我当然小心谨慎工作。正在这时，上海音乐学院招收工农兵学员。我的小儿子汤沐海自幼热爱音乐，本来部队文工团点名召他正式参军，去了不到半年就碰到十年动乱，我的《红日》在部队被批是“反党大毒草”。沐海人在部队，心在上海，苦熬四年后被安排退役后在上海锻压二厂当工人。三班制轮转，他触摸琴键的双手只能开关机器搬送大铁块，心里很不适应。沐海看见音乐学院招生，第一个就去报名，第一关就是政审。父亲汤晓丹都出了牛棚，儿子汤沐海当然也可跨进上音大门。通过严格的考试，汤沐海被录取作为作曲指挥系学员接受正规音乐专业训练，总算走进了音乐殿堂。后来汤沐海走上国际指挥台，这些成就既有汤沐海的个人努力，也有环境和政策的给力推助。如果没有汤化达让汤晓丹走出牛棚，卸下“特嫌”黑包袱，那汤沐海就会错过最佳机遇，就不会有今天。所以，我关照在送汤化达花圈的名字上要有全家人的名字，表达我们全家的虔诚哀思。涌泉之恩，思念回报。汤化达同志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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