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创作特色

少年创伤苏童往往不完整地描写少年的生活，即描写少年生活中的几个点或是一个阶段，而且这些都是围绕着成长的话题。苏童感受最深的是从少年步入成年这个重要阶段，也是包含着无尽话题的部分。苏童笔下的成长故事多半是充满了遗憾、痛苦、忧伤的，很少看到成长给人带来的希望和愉悦，成长在他笔下的孩子们眼中似乎并不怎么让人羡慕。他笔下的少年很少能在成长中感受到生命的动力，相反，他们多表现出来一种过早的生命的萎缩、青春的凋谢。苏童不仅要记录童年生活，更倾注了他的个人体验。作家忧郁而充满想象力的童年可能对生活有过许多美好的想象，但是疾病的折磨又使他不能尽情地享受童年的乐趣，他深深地体会到不快乐的童年是很大的遗憾。所以他的以少年成长为主题的作品除了自由的生活，更多的是难以忘怀的伤痛。苏童的笔下青春显示出残酷，除了受到成人世界的各种有意无意的、心灵的伤害，有一种伤害是要单独拿出来讨论的，那就是肉体的伤害，并且这种伤害不仅来自成人，更有同龄人的加害者。这种肉体的伤害来的突然、强烈，甚至有时是致命的，常常有令人战栗的感觉。所以这种伤害不仅是在身体上，同时也烙印在他们的心里。女性悲剧苏童往往讨论现实生活中女性与男性的复杂关系。作者把写作重点放在了女性身上，表现她们各自的地位、权力、欲望、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采取的各种手段、她们的结局，作者通过对她们之间的关系的表现来更深层地挖掘女性的命运。作者也意不在于表现封建制度压迫下的痛苦命运，抨击旧社会的黑暗，抒发女性身不由己的哀怨，而是关注女性自身在人生的战场上的姿态，通过揭示出女性的真实处境， 昭示了女性在传统社会悲剧生活的必然性。人性暴力苏童很喜欢在小说中谈论人性，尤其喜欢谈人性中的负面因素，经常把笔触伸向人性恶那里。如果说人性本无善恶之分，那么人性应该朝向善恶两面，可是在苏童的小说中很多人物不是可恶，就是可恨。暴力是苏童特别喜欢说的话题，他的小说中到处充斥着暴力，书中人物经常遭受暴力的威胁。暴力可以很好地表现苏童人性恶的观念，在很多作品里暴力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那些人们频繁地使用着暴力，不仅仅是大人，还有孩子。苏童的小说中与暴力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复仇，人性在仇恨的压榨下只剩下了冷酷和暴力，暴力是最彻底的复仇方式，是苏童小说中人物的首选。苏童在他的作品中写了不少复仇的故事，但是在这里少了传统复仇文学所负载的各类崇高意义。某种意义上讲仇恨只是作者的刻意安排的动机，作者认为暴力就是人的本性，只要有一点动因就会一发不可收。在他的作品中，人们会看到很多无端的仇恨，或者为了一点仇恨就展开疯狂的报复。童年视角正是童年的所见所闻，让苏童“少年老成”。当他开始写作时，意识到童年经历的重要性，因此，童年视角是苏童小说里一直运用的手法，往往不通过社会学的意识，不是通过成年人的世界观，更不是刻意模仿孩子的眼睛，而以是最原始的小说创作的契机，写碎片式的东西。苏童认为童年生活其实一直在人们身上延续甚至成长，并把童年生活视为他写作的最大秘密。新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人类对历史的“书写”，是由档案或文本组成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书写”，历史就打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其客观性必然受到质疑，甚至历史就是表达不同集团利益的话语。因此，历史不但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反而与文学一样总体上也是虚构。缘于这样的理解，新历史主义小说所描写的历史都是小说家们虚拟或假想的历史，或者说他们把笔下的生活披上了一件“历史”的外衣，即使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在作品中往往也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点缀。如苏童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里所写的燮国宫廷，就是他“随意搭建的宫廷”，所写的故事也是他“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在这里，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苏童的《妻妾成群》也是新历史小说最好的代表作品之一，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意念。由于整个小说基本上是以颂莲的单一视点来叙事，苏童因而得以施展了他那种非常细腻精微的文字魅力，他善于捕捉女性身心的微妙感受，在生存景象的透视中融入深邃的人性力量。先锋特征对苏童而言，打破的故事，分裂的故事，零碎的、不整合的故事，都曾经是他在叙述上的乐趣，但后来他渐渐地认为，应该从对“西方”的模仿和依赖中走出来，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言说方式。从《妻妾成群》开始，他往后退了两步，而不是再往前进。他不再对小说形式上的探索热情饱满，而往后走是走到传统民间中，可以将这种写作方式称为“旧瓶装新酒”。所谓“旧瓶”，指的是小说的物质外壳，或者说，是小说的形式；但是如前所述，苏童小说并不是对“旧瓶”的原样复制。所谓“新酒”，指的是小说的精神内涵，这部分恰恰是苏童小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价值所在。“旧瓶装新酒”虽然放弃了小说的形式实验，却仍然是对小说技术的看重。古典精神苏童的很多小说都表现出对“中国古老的故事原型”进行再创造的“虚构的热情”。在这些故事中，依稀可见那些沉淀在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故事元素，在剪辑、拼贴和重组之后旧貌换新颜。这些故事热闹、绚烂、腐朽甚至不乏诡异，同时也衬出小人物的世俗生活的底子，如《红粉》是一个关于妓女与恩客之间情感纠葛的古老故事，每个人物对生活的选择只是单纯地想把日子过得舒服些；《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可以视为“妻妾成群”的另一种表达，只是女人之间的算计斗狠不是为了争宠，而是为了出口恶气或者其他什么缘由；《园艺》则是一个包括了夫妻怄气、逆子出走、金屋藏娇、死于非命等混杂主题的故事，如同一份休闲小报的社会新闻版。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年代，却与这些年代的大事件无关，读者看到的是一群小人物生活在斗大的屋檐下，斗斗嘴，骂骂街，吹吹牛，做做白日梦，争点蝇头小利，甚至有时也会冒冒险，进而演绎出各色故事。女性形象苏童的女性描写之所以突出，首先，他在一部小说中完全把女性当作主角，注重表现女性与女性构成的世界，她们不再只是男性主人公的配角。作者展现她们的生存逻辑。其次，对她们的描写常常越过社会道德的界限，把她们放在某种困境中，让她们为了生存和各种欲望在有限的环境中争夺，从而展示出她们的本性。其实这种人性的展露，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有，只是女性这个群体有它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生存文化。所以可以看到他笔下的女性多是妖艳、狡诈、虚荣、嫉妒的。女性的世界也是充满嫉妒、偷窥、伤害和恐惧，她们得时刻提防来自其他女性的暗算。她们狠毒、善妒、自私、乖戾、绝望，她们不再是传统故事中的贤妻良母、贞洁烈妇。她们极易同情对方也极易充满仇恨，她们之间既相互需要又水火不容。苏童笔下的女性往往有一种绝望、凄苦、孤寂，沉重得令读者深感压抑与窒息。小说《妻妾成群》中描述了颂莲由一个女学生变成大户陈家四姨太，渐渐溶入陈家大院的争风吃醋中，目睹陈家女人的一个一个的悲惨命运，最终连自己也变成了疯子；《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由“茫茫世界难以改变”的姐妹关系，因为一个男人而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妇女生活》中的娴，错误的把解放自己的使命寄托在一个主导她的男人身上，以至于在男人短暂的温情中走完了自己心酸而坎坷的一生；《茨菰》中被家人要求“换婚”的女孩，在经历过城里生活之后，还是无奈地回到农村，嫁给了当初要嫁的那个患有羊癫疯的丈夫等。这些角色有类似的心性，同样的命运。小人物形象苏童的小说以小人物为主人公，以日常生活为表现领域。表现人生存的苦恼，表现他们精神的追寻和失落。他们既有浑浑噩噩的一面，也有不乏清醒、善良的一面，他们不考虑生活的意义，只关心怎么生活。比如《妻妾成群》中的女学生颂莲没有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那样叛逃家庭追求革命，她很实际，心甘情愿地做了有钱人家的姨太太，并且主动自觉地加入了妻妾之争。书写小人物时，苏童的叙述语言平和、冷静而舒缓，并且往往不把小人物塑造成一个简单的受压迫受侮辱的弱小形象。少年形象苏童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十五六岁的香椿树街少年。生活在“香椿树”这条中国南方某城市城北的街上的少年们，既单纯又复杂，既强悍又脆弱，既天真又邪恶，既充实又无聊。如《金鱼之乱》中的“我”、阿福；《乘滑轮远去》中的猫头；《桑园留念》中的我、肖弟、毛头；《舒家兄弟》中的舒农、舒工；《城北地带》中的小拐等。他们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虽然生活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南方，反叛、迷茫、少年时代的困顿彷徨、青春期的无奈与无所顾忌，同时他们也是孤独无助的一群孩子。苏童在小说中透过少年心理状态的辐射，构成一幅奇妙的生命景观。少年们具有双向的特质：单纯性和被动性。一方面，他们有着单纯的精神向往和纯净的憧憬，未被成人化、 世俗化、异化，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始终不是一群有主动能力的强悍者，常处于被动的尴尬处境，在纷繁复杂的成人世界里，他们无奈地反抗，却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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