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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恶搞文化的反思作为一种亚文化，网络恶搞虽然具有抵抗意义，但只是一种仪式的抵抗。其手法主要是后现代所强调的复制与拼贴。作为一种传播文化，它必然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结构性制约，这在当下主要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与商业文化的收编。从文化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文化除了其代表性的主流文化外，还存在着种种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 [1] 比如，同性恋者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他/她们拥有一种共同的亚文化。依此推理，“恶搞文化”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事实上，它已汇集成一种独特的网络亚文化。大致来看，该文化的生产者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恶搞文化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作为亚文化的恶搞一旦触动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雷区，那么它必将遭遇主流文化的整肃。于是，广电总局迅速声明正在制订有望近期出台的“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将对视频网站的违规现象进行严打。新条例出台后，只有新浪、搜狐、网易等上市门户网站才能拥有开展视频服务的资格。而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指出，除了红色经典不容“恶搞”，优秀传统文化也不容恶搞，否则我们国人的感情将会受到伤害。2006年下半年，许多地方都召开了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各种报刊广泛刊登了反对恶搞红色经典的文章，它们和即将出台的条例一起成为天罗地网，让恶搞者们真切地感到在强大的政治力量的约束下自身的弱小，文化的狂欢决不能超越政治的底线。当然，踏入政治雷区的恶搞视频仅仅是一小部分，不过，那些没有受到政治打压的恶搞片面临的是另一种危机，那就是消费主义经济对其的收编。如果说胡戈的“馒头”令恶搞文化首次站在了流行潮流的风口浪尖，那么，对“解说门”事件的恶搞则让商家看到了恶搞文化的无限商机。在网友恶搞黄健翔的同时，精明的商家迅速将“黄腔”制成手机彩铃全面上线，供大批球迷、非球迷疯狂下载，广为传“拨”。事后短短数日里，国内各大网站纷纷出现黄氏解说的多版彩铃，方言版、说唱版、摇滚版、嗲女版，更有“芙蓉姐姐普通话版”、“中国VS日本版”等等，让人忍俊不禁。仿佛顷刻间，“黄氏事件”就完成了从“娱乐”到“生产力”；从“欢笑”到“财富”的价值跨越。比如，“啊，通啦！通啦！通啦！手机没有关机，电话接通啦！……你获得了胜利，你拨打的号码没有错误，伟大的你！伟大的你今天没有打错电话！打电话的朋友万岁！”这条家喻户晓的彩铃在两天之内传遍全国。据业内人士推算，此类彩铃在两三天内大概有10万人次下载，如果以每条2元计算，“解说门事件”所催生的网站下载收益将超过百万。显见，这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潜规则：在经济利益的感召下，形形色色的事物竞相进入商业漩涡。这样看来，恶搞文化看似娱乐、颠覆；实则已很快成为一种营销手段和生产方式。换言之，当网站等商业机构也乐此不疲地参与到类似游戏中时，恶搞原有的反叛与个性已然消失。在商业资本主宰的语境中，它们立即成了机构牟利的工具。事实上，恶搞的商业特性早已被商家充分发掘。传媒学者迈克·格劳迪说：“越是大的公司，就越是对‘恶搞’持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能够让受众或者是顾客提交自己的想法和内容，才能够和他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品牌的认知度也会随之提高。” [9] 这不啻是揭示出恶搞文化在商业语境中的宿命：恶搞群体生产出来的新的、对抗性的意义及文化，被资本和市场加以收编和利用，而当蔓延世界的商品经济把恶搞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利润丰厚的商品时，我们原来所追寻的意义又在哪里？当反抗褪下了自己的外衣而成为纯粹的娱乐时，文化在商业的收编下溃不成军。综上所述，作为网络时代激情反叛的表征，恶搞文化所代表的不过只是一种狂欢的仪式，它既可能消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下，更可能淹没在商业利益的收编中。这一切消解了它原有的颠覆意义，余下的只不过是一种宣泄的仪式，一种虚无的抵抗和一种时尚的商品。在当前的语境下，恶搞文化能否继续？以后还有没有“馒头”？这已成为民众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笔者以为，抛开那些触犯政治禁忌的恶搞视频不说，在弥漫着消费主义的社会氛围中，网络恶搞并不会从此销声匿迹，商业利益将是恶搞文化得以存活的主要动力。新管理条例出台后，恶搞文化极有可能是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妥协的产物。换言之，恶搞者与商业网站将遵照经济利益最大化、政治风险最小化的原则来生产恶搞文本。因此，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网络恶搞中，“馒头”尤在，“红星”无存。不过，那时的“馒头”将价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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