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敬修童心依旧

西班牙一位记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是世界上受到崇拜人数最多的人。”现在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我们会常常听到孙敬修爷爷绘声绘色讲诉的各种故事,也跟着他学会了好多的童谣和儿歌,这些故事和歌谣使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善、美。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用讲故事的形式,独创了儿童启蒙教育的方法。现在,他的名字已经不再被人们经常提起。但他讲的故事已经存入了今天的成年人遥远的童年记忆中。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到处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里。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当时北平市的一所小学校里。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北平市汇文一小的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集合。学生们把平时当成宝贝的日本玩具和学习用品狠狠地扔进操场中央的大火堆里。30分钟后,日货全部被火烧光。这个十分郑重的仪式是由学校的教导主任孙敬修发起的。不久,孙敬修又给学生们编了几首抗日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把日寇比作苍蝇的《灭蝇歌》。这是一本汇文一小1930年的校刊。当年30岁的孙敬修是汇文一小的第一任初级部主任。上任之初,这位教导主任总共只管一个老师和不足60个学生。那时候,孙敬修往往是刚上完这个班的图画课,又匆匆走进另一个教室弹起风琴教学生们唱歌。在老教师的眼里,这个年轻人和学生们在一起多少像个“人来疯”。但他们又不得不佩服:孙敬修上课,学生们就是没有一个捣乱的。特别是到礼拜六的晚上,学生们更是着了魔似地往学校大礼堂跑,家也不回了,就等着孙老师来。这是北京的亚斯里基督教堂。1910年,9岁的孙敬修在这里接受洗礼。父亲孙长清到非洲挖了三年的金汞,回国后不久就病逝了。从记事起,孙敬修就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宿玉恒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了供养孩子,她做过教堂的布道员和三等护士。这个要强的女人,从来没在儿子面前流露过半点儿生活的艰辛。工作之余,她还常常给儿子讲些有趣的小故事。十五岁那年,孙敬修考入了北平卢沟桥附近的京兆师范。这是一所官办的学校,管吃管住还不用交学费。孙敬修在这里学习国文、算术、英文、心理学和管理法。其中有一门课程叫修身,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1921年,20岁的孙敬修从京兆师范毕业,成了一名小学教员。一年孙敬修后,他开始在美国的教会开办的汇文私立第一小学任教,一干就是35年。1932年的一天,汇文一小接到了一个北平市教育局发来的通知,通知上说,北平广播电台邀请汇文一小的同学们到电台去做节目。那天,孙敬修亲自带着学生去了电台。这天中午,这个《狼来了》的故事通过广播在北平市上空传播开了,此时的孙敬修完全无法想像,已经有多少人听到了他的声音,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成了他一生中一个全新的起点。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收听广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听广播还是个新名词。美国人在20年代末才有了广播电台,1931年它就传到了中国。当时,北平市除了北平广播电台,还有好几家私营电台。白天教书,下了课跑电台,晚上还常常饿着肚子给阔人家的孩子做家教,这,就是孙敬修每天的生活。孙敬修曾前前后后出过3本唱歌集,但狡猾的出版商却没有付过他一分钱的稿酬。这是他当年发表在报纸上的连环简笔画《铁丝姑娘》。内战时期的北平对各小学教师实行裁员减薪,孙敬修的薪水只剩下原来的一半儿了。此时,他的第五个孩子刚刚出生,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孙敬修这张收音机写生是孙敬修亲笔画的。画上的这台收音机曾是他家最珍贵的宝贝,当时,他花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买下了这台收音机,就是为了能让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听听他每天在电台讲的故事。孙敬修的妻子叫陈淑田,19岁那年,她嫁给了孙敬修,对这个清瘦、温和,当小学教员的丈夫她是很满意的。每天,丈夫奔走在电台和学校之间,她就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在几个孩子里,孙敬修最喜欢二女儿——爱来。9岁的时候,爱来不幸因生病夭折了。这个重大的打击让孙敬修从此对上帝失去了信心。小听众寄来照片,孙敬修把它们剪贴在一起装订成册,并在照片旁边注上文字,他说,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他们都是将来的伟人。45年抗战胜利后孙敬修仍在北平广播电台广播,同时还参与出版儿童期刊(32开本);这个时期孙敬修为小朋友播讲的故事和教唱的儿歌不少都充满了对当时社会时弊的不满和对少年儿童的怜爱,如重新填词的歌曲“好大的西北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我国的儿童节也正式改为“六一国际儿童节”。1956年6月1日,北京市少年宫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这年秋天,孙敬修接到了北京市教育局的调令,开始在少年宫专职讲故事。孙敬修和孩子们在一起这里是北京崇文门外幸福大街的幸福楼,也是孙敬修解放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家。但他却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不幸福的十年。采访张胜利:“他说我走到楼下,碰到几个孩子想摸摸头,他们都跑开了,我讲了一辈子故事,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采访曹灿:“他说,曹灿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话筒前讲着,讲着…….”1966年8月24日,孙敬修在自家楼下写了张大字报,题目是“更名启事”,他改掉了自己用了65年的名字。他在当天的日记中郑重地写道:“经电台同志们同意,我改名为“孙灭修”,已在派出所登记。”那段封闭而冷漠的岁月几乎使孙敬修绝望。只有老伴儿始终是他的精神支柱。1977年冬天,他的精神支柱也垮了——与他相伴了55年的妻子陈淑田也病逝了……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儿,它烧了八十多年了,已经没有多大亮了,但是我要用这点儿光去照亮儿童们的心。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他有了一个新家。在这个家里,陪伴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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