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村泰昌构筑自信

在森村泰昌的艺术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有两方面的意义:广义上,他着眼于现代社会的异化;狭义上,他也籍此追问西方文明对日本社会及文化的影响。百余年前,几乎当莫奈们聚集在枫丹白露林的同时,日本的幕府封建统治也走到了尽头;印象主义使绘画告别了古典,明治维新则让日本走向现代。明治初年的“脱亚入欧”口号清晰地表露出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西方乃至对现代化的强烈向往,但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很快就遭到了“日本主义”和“国粹主义”等传统势力的反击。其实从根本上说,日本人是一直拒绝西方的精神观念的。他们“强烈地希望保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下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自己的家庭结构,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具有可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力量的近代国家。这种愿望在明治维新前就已持续了整整一个多世纪。无论是战败后国家处于崩溃边缘还是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巨人的今天,这种愿望都没有改变”。毋庸置疑,今天的日本是现代化的,但绝不是西方化的。虽然日本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西方体制的一部分,他们之间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摩擦,但我们依然可以体悟到日本文化中特有的个性意识和主体精神,而森村泰昌的艺术正森村泰昌 Yasumasa Morimura作品是这种视觉化了的意识和精神。他选择了西方美术经典作为西方精神的隐喻,同时也作为他艺术的载体,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产生出种种视觉和感觉的悬念,使受众在面对似是而非的画面的同时,体验到现实与历史以及与自己之间的某种关系,尽管他的手法不失调侃和荒诞。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在拆除经典的同时构筑一种自信。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我”从作品形态上看,摄影是森村泰昌的基本手段,而这一手段又是建立在对绘画的模仿上的。绘画的观念性和摄影的写实性在这里互相交错,森村泰昌本人也同时具有作者和作品的双重身份,他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与观者交谈,一种是他所模仿的对象,一种是他本身的语言,这就给他的艺术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人们观赏美术作品的习惯通常是将作品当作视觉的客体,但在森村泰昌的作品中,人们看到的却往往是他直逼观众的视线。他以这种方式将自己安排在了一个“审视”的位置上——“被看”的作品反过来“看着”观众——在他的逼视下,究竟哪一方是视觉主体?在视觉的主客体关系被混淆之后,作品和观众之间的从属关系也被打乱了,人们感到以往观赏美术作品时所具有的“安心感”受到了某种威胁,即随着名画的被解体和重构,观众被领进了一个不可预测的、近乎恶作剧的世界,每一个人在他的作品面前都将感到平日习以为常的秩序被打乱。在看似玩世不恭的表演后面,其实森村泰昌依然不失冷静和敏锐。正如他所推崇的那样,人类必须放下“人道主义” 的包袱,将自己定位在和所有事物平等、融合的位置上。森村泰昌说:“在制作作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注入一股意志的力量,这样,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张力才会随之得到表现。”这种将经典演绎为世俗的胆略,这种自我解体的勇气,正是森村泰昌艺术的魅力所在。森村泰昌的艺术以“自画像”起步并一直沿袭这种独特的形态,伴随着对性别与东西方文化的超越,实践着他自己多次表白的“探寻自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森村泰昌放逐了造型艺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体验,把摄影和美术变成了一种思想方式,有力地呈示了当代文明中某些隐而不彰的意蕴。他的作品在与传统观赏习惯“对抗”的过程中提供了新的观念容量,既有对当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又有最疯狂的想象,使习惯于传统方式的观者不得不陷入难解之谜的深渊。森村泰昌的作品无疑是承载着批判精神的,这种批判具有超出政治而达到对人生乃至文明思考的意义,因为他看到了当代社会最深刻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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