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明倪明杂谈

《从草根现象反思当前相声》“草根”一词，在曲艺界也广泛红火起来，因为那么多与曲艺相关的“草根”现象，不得不让人聚焦、点击、关注。“草根曲艺”、“草根相声”被媒体、观众、曲艺界越来越熟识：“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一夜走红”的小沈阳、“湖南组合”奇志大兵、轰动中原的“马街书会”……一时间，这些“草根”们让曲艺界看到了热腾腾的一个个新景观，一度冷落的曲艺界因为他们仿佛看到了一种希望、一种未来。当然，也对这些现象的出现产生不同的声音与看法。面对“草根”现象，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存在，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应该多几分关注、多几分反思，从中也许能悟出许多道理、理清在变革的年代中找出我们相声发展新的出路，让我们相声之路走得更宽更广。草根曲艺具有草根文化的大众属性“草根文化”在当前可谓是炙手可热的文化现象。 “草根文化”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是基层的、大众的、质朴的纯真的东西，是来自农村，乡间的文化。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把 grass 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草根文化，是相对于御用文化、殿堂文化而言的。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满着乡土气息，涵蕴着丰富的生活共识，草根文化不仅定规着人们的生活理念，更会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境界。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在“改革开放30周年解读”中对草根文化这样界定的“草根文化，属于一种在一定时期内由一些特殊的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潮流现象，它实际是一种“副文化、亚文化”现象。它具有平民文化的特质，属于一种没有特定规律和标准可循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动态的、可变的文化现象，它有区别于阳春白雪的雅文化、上流文化、宫廷文化以及传统文化。”街知巷闻的超女、博客、郭德刚、蔡嘎亮、“韩白”之争，“海派清口”，都是“草根文化”。人们乐于谈论、接受、甚至是认可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与生活非常接近，可以为他们所理解，能表达他们心中的所渴望的。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所举例：“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一夜走红”的小沈阳、轰动中原的“马街书会”……也正是这些称谓之“草根曲艺”。他们的产生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意识观念的革命、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展现引发的创新形态、社会形态变革及其带来的社会大众道德观念、爱好趣味、价值审美等变化，出现的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民间产生的大众平民文化现象。他们是“草根文化”繁衍派生的枝蔓，他们是“草根文化”的又一个流派、又一个群体、又一支生力军，又一方百姓喜爱的乐土。“草根曲艺”的特点十分鲜明，姜昆先生为他们这样定义的：他们 “开创了一片比较敢说话的土地，让我们看到了他们风趣幽默背后的犀利。他们来势汹汹，带着社会的反叛、对传统的颠覆和对权威的蔑视，不拘一格地展现着自己的文化，他们的‘锋芒’与‘大胆’也为许多人津津乐道，支持他们的人在其作品中找到了某种宣泄、释放的途径”。由此，我们认识到草根曲艺的红火，草根演员的走红是一种民间艺术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产生、形成、发展的，由于他的艺术形式释放的某种观念、某种乐趣，因其“锋芒”、“大胆”；因其“不拘一格”而在民间赢得了大众的欢迎与喜爱。前一时，相声的冷落也冷落了曲艺人，面对这些“草根”的红火，反思之——草根暖了“大众”，相声冷落了“大众”。相声艺术产生于旧社会，是活跃于茶楼庙会的曲艺形式，因其自然贴近生活，语言直白。让人们在笑声中体会人生悲喜。曾记否，新中国成立初，相声作为“人民艺术”获得重生。老一辈艺术家怀着对相声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深入生活，或采编于工厂或访谈于田间地头，他们所不忘的就是相声从群众而来就该回到群众中去，只有与大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才能永葆相声艺术的生命力，而相声经过几十年的变迁，游历于经济搞活的今天，众多大牌相声演员被冠以学者专家大师，成了精英。他们就飘飘然的没有了从何而来要往哪去的方向感，原本本是草根布衣的相声也有了贵族化的趋势。这现象就好比自割脐带的婴儿，只能是死路一条。面对草根的红火，思考相声的出路，其实只有一条捷径——面向大众，回归到群众中去。放下架子从“草根曲艺”的艺人、民间演员那儿找回为“大众”服务的路子来。姜昆先生讲到草根艺人特色时，说到“锋芒”、说到“大胆”、说到“不拘一格”，因为这些，他们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而当今所谓的主流相声所呈现的，变成了丝毫不能令人回味的贫嘴、滑稽、插科打诨，不伦不类的歌功颂德，当今相声不再讽刺，人们便开始讽刺相声。幽默的精髓在讽刺，一个丢掉了讽刺的相声，也就丢掉了幽默。丢掉讽刺的相声，也就失去了相声的本味。相声没有了讽刺的“锋芒”、相声失去了幽默的“大胆”，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最幽默的脱口秀形式，“不拘一格”的存在。而今天，却越来越丧失掉听众、丢失了大众。早期的相声，和其他任何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形式，都能够用丰富和真实的手法来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演员可以随意自由的探寻中国人民身上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文化的光辉和黑暗的一面，表演日常生活中令人厌烦的荒谬，无论是官场上的还是市井中的，给观众带来欢乐。总之，相声曾经能够讽刺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黑暗的一面。但近观当前的相声却丢失了他们最优秀的本领，观众开始冷落相声，而曲艺“草根”却高扬起“锋芒”、“大胆”、“不拘一格”的本领，成为曲艺演出的热点，大众为他们鼓掌、喝彩。我们相声应该反思——面向大众求生存。草根曲艺挑战精英文化的市场理念北面郭德纲打出旗号：相声回归剧场；南面周立波走进大剧院连演30多场场场爆满；小沈阳的二人转演出更是一票难求……就是这些“草根英雄”把个演出市场搅得红红火火，而静观相声主流的精英文化却远远不及，差之甚矣。成为了当今相声热门话题，原因就是：当今的相声和相声人，有病，其病在于：偏离了本分的定位和格局，偏离了市场的经营和经营市场的理念。相声在侯宝林那一代之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撂地儿”演出，“雨来散”式经营，其传播范围极小，仅限于肉嗓子所能传送的人群。因此，一段相声，哪怕是一段极其平庸的相声，也会演很长时间。因为传播是原始的，那些相声艺人虽然活得窘迫，但只要能开口，就会有饭吃。他们有他们的活法。郭德纲从自己的舞台实践获得了方向感：“按相声的规律走，要有娱乐性。”就此德云社把传统相声的旗号举了起来。产生于老天桥的传统相声，本身就以娱乐为使命：“去天桥就是找乐儿。不可能花钱来天桥受教育，疯了！”如今在天津，经常性有相声专场演出的茶馆和剧场已经有六处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荣吉大街的燕乐茶社和新华路上的名流茶馆，活跃其中的是尹笑声领衔的“天津众友相声艺术团”和以刘文步为台柱的“哈哈笑艺术团”，这些场馆的门票都仅为20元。在北京，相声也开始重回观众视野。南城天桥剧场边的“天桥乐茶馆”，就是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伙伴们呼朋唤友的相声乐园。东城区的周末相声俱乐部，也是近两年来极火爆的一个相声演出场所，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小剧场内周一到周六晚上都座无虚席。和天桥乐茶馆一样，这两个场地的门票都是20元，这些似乎验证了媒体所测算的“中国的演出门票合理价位应在18至48元之间”一说。从上述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草根”们的红火，其实是与市场的定位很有关系的，草根们的生存其实他们全部依赖市场，没有市场，他们就没有饭吃，观众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为了市场，他们得了解观众想听什么、想看什么，衣食父母的脸面就是他们的饭碗，因而他们的作品鲜活、生动。观众乐意掏钱去“听相声”，到那儿找“乐”去。而我们的精英们，没有市场的忧患，没有找饭吃的苦恼，他们靠体制养活自己，相声冷落他们埋怨电视搞跨了相声，相声低糜他们说草根把相声搞俗了。其实这些人当中就有从草根里走出来的，但当他达到一定高度，成了“精英”的时候，他却不愿意承认他所追求的初衷，就像一个孩子，吃够了母亲的奶水，走出了家门，来到外边的世界，人大了，也阔气了，可回家却不愿意认那个瘦骨嶙峋，干瘪着奶头的母亲！这可不可以说是种背叛？其实，草根们走向市场，把自己炒热炒火是何等的不易啊。姜昆先生说：“他们台上挥汗如雨卖力的演出，台下挖空心思寻找创作素材，没事儿在琢磨下一场，甚至于下一场演什么内容……这种为艺术投入的激情值得所有体制内的演员学习”。因此笔者认为，相声的冷落也与我们的精英们的导向不无关系。演出市场不是靠几个精英就能炒热，观众要你的演出“好听”、“好看”，“好玩”，他才愿意掏钱去卖票进剧场，而周立波在大上海就敢在剧场不送票、不托票，全凭窗口售票连演30多场，我很难相信有那位精英敢与他挑战，也去单挑30场且场场火爆。因此姜昆先生要提出向他们学习，这是不无道理的。鲁迅早就说过：“乡民的本领不亚于大文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相声要从草根曲艺的商业文化的成功运营中，进行认真反思——面向市场找繁荣。草根曲艺融会主流文化的社会责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任何的文化都不能脱离其社会价值和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责任，在中国更不能脱离文艺的“二为”方向。“草根曲艺”因为其来自民间、来自大众、来自生活，这些文化也难免带有一定的糟粕和腐蚀性。民间曲艺的艺人们在鲜活演出的同时他们为了一些廉价的掌声笑声和票房的那点收入，无意与有意间渗入一些低俗的表演、糟粕的内容，更有的一些不该说、不该唱的节目和表演，这无疑成了一些人对草根曲艺否定的口实。健康积极的“草根曲艺”会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的同时，愚昧落后的“草根曲艺”演出与传播无可否认也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了辐射、腐蚀和冲击。对待“草根曲艺”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剔除一些糟粕，尤其应该剔除那些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造成颠覆性的破坏较大的“草根文化”，民间曲艺是曲艺艺术主流文化的补充，草根性不能丢失，但社会责任更不能丢失。由于草根曲艺具有先天性的缺憾，他们的作品没有系统性、没有经过精英的打磨，更没有主流文化的主流意识，因而，也不能说是十分完美的。但作为我们的相声，不能因为草根的这些缺憾，而不反思自己的创作与表演，相声现状不尽如人意的解决之道，首先只能回归到相声界本身，相声的主流仍然是曲艺人。我们要承担面向广大观众、满足公民文化权利、提升公民整体文化素养的公共文化作用的社会责任，个别被媒体炒得紫红的“草根英雄”，是否能够成为新生的相声艺术中坚，是否能够成为艺术的真正“品牌”，而非媒体和市场制造的商业“符号”，有待我们在实践中去发现。相声是一门艺术它是从民间艺术中产生而发展，历经百余年的社会实践证明，相声非简单的娱乐工具或者赚钱手段，更非出名获利的“敲门砖”。要想成就相声也同时成就自身，作为相声的从业者必须矢志不渝、终身奉献；草根曲艺为我们主流文化输送了活力，我们要向民间艺人学习，学习他们扎根大众的本领，学习他们融入市场经济的能力。但是作为一个曲艺工作者更要担当起新时代的社会责任。作为相声艺术，“笑”固然属于审美的目的，但更是一种向人民大众表达爱憎、传播思想、点化愚昧和启迪心智的手段。在相声创演中一味地“为笑而笑”，难免鸡零狗碎，甚至低级低俗。倡导和发展那些群众所喜闻乐见又对社会发展有进步意义的“草根文化”。将草根文化融入到主流文化中来，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这就从艺术态度、艺术品位、精神追求上，给相声的创演以起码的底线：没有为大众服务的意识，就没相声繁荣发展的出路；没有对市场经济的文化理念，就没有鲜活的作品走红市场；没有健康向上的追求，不可能真正赢得百姓的喜爱。让我们在研讨分析草根现象的同时，反思我们的相声，把探索努力的经验和目睹的社会现象经过分析总结出来，加以相声理论研究和舞台表演实践的结合，冷静地及时地反馈与探讨有利于加速相声在可能的范围内变得好起来，这就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注重演员修养作为从事文化工作30年，说相声也有30年的倪明、夏文兰，由于个人的喜好，两口子一直在相声舞台孜孜不倦的追求、打拼。迄今为止，他们已创作、表演了上百段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艺和相声作品。尽管他们不是职业相声演员，但在他们的创作、表演当中，始终坚持一条理念，那就是品味和格调，而这一点，正被一些演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相声演员在淡化甚至忽视了。深受广大观众喜欢的夫妻笑星倪明、夏文兰日前对记者说，自古以来，中国相声界就有“君子口下，留有三分”的说法，即使在旧社会那么贫穷的情况下，演员卖艺抖包袱也要选择对象和场合，绝不是逮什么说什么。著名相声大师马三立从学艺起就定下了“立德、立言、立功”的标准，把立德还放在了首位。天津的文哏大师苏文茂先生更有“三不说”的标准，那就是：丑化歧视残疾人、轻视侮辱女性形象的不说；违背伦理道德的不说；庸俗低级无聊、没有文化品味的不说。苏先生就是以这“三不说”，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功夫到家，成为了德高望重、卓尔不群的相声艺术大家。倪明直言：在世风浮躁的今天，演艺界的一些演员为媚悦某些观众需求，放弃自尊、原则和艺德，胡编乱造，污染舞台，制造出一批缺乏文化素养与积累的所谓“快餐”节目，严重违反了曲艺表演的自身规律。不少相声、小品、二人转，当然包括某些电影电视剧和电视栏目，丑化嘲讽残疾人、农民的情节和“噱头”随处可见，相声表演中动辄称搭档为自己的儿子，随口利用男女性别，占人便宜更是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拿政治当笑话说。相声当然需要笑，但笑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倪明介绍说，他曾经看过一场晚会，其中的语言节目充斥着油腔滑调、尖酸刻薄和自我丑化，更不乏当众嘲弄孕妇和盲人、聋哑人、口吃的举止体态，挖苦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情节，别说观众感到不满意。自己都感到脸红。对此，倪明、夏文兰呼吁：艺术不是用来丑化和泄愤的，作为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演员，一定会自觉不自觉的担当起引领和引导的作用，演员的表演要更讲文明，笑料要更趋文雅，语言要更具文采，我们要学会尊重一切人，特别是尊重某些弱势群体。尊重别人才能让别人尊重自己，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艺术家的良知。这是一种人格追求，也是一种人性关怀。一句话，演员嘴下要“留有口德”！挡不住的诱惑经常有人这么问我，凭你倪明现有的能力，干什么不比干群文强。也有位专家曾对我说，凭你的奖项和知名度，如果在专业剧团，恐怕早就是国家一二级了。想想也是，自从踏上群文战线以来，我说过相声，当过导演，编过节目，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很多人都以我是专业相声演员，或是电视台的从业人员，实际上，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群文辅导员，那些成绩的取得，跟我的职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这么说，是群文战线这块肥沃的土壤造就了我，所以，我对他们的说法一直不以为然，因为除了自己的酷爱之外，群文战线上的快乐感和成就感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不谦虚地说，我应该算一名年轻的老群文了，跟我岁数差不多，但在群文战线上坚持下来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的人似乎不多，因为群文工作既不得名又不得利，就连评个职称也是参照人家文博系列来的，当我第一次申报馆员时，想不到群文的条件是那么荷刻，但我还是凭着自己的有利条件被破格录用了。因为是破格，个人自然很珍惜，因为知道群文条件要求高，所以就更加努力去工作，为自己的明天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尽管我是因为擅长曲艺创作表演而步入群文战线的，迄今为止，大大小小的奖项已拿了几十个，但倾注自己最大精力的还得要算开展各种群文活动。每当看到普通老百姓登台亮相时的张张笑脸，我心里自然是比拿了什么奖都高兴。远的不说，光近几年，我就先后策划组织了“中国曲艺名家苏北行”、“江苏省首届丹顶鹤杯相声邀请赛”、“圣酒杯”电视曲艺、小品大奖赛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在社会上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还为本单位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坚持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仅仅是我们文化馆的努力方向和不变的宗旨，同时也是我个人的奋斗目标之一，近几年来，我已带领各种小分队参加义务为农民巡演近千场，平均每年都达六十场左右。而且还经常被省、市文化宣传主管部门抽调参加各种送戏到基层的活动，均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这在专业艺术团体也是不多见的，没办法，谁让咱是干群文的呢？丰富多彩的群文工作，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也是我自己的艺术创作表演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7月，我出版了个人作品集，2000年12月，江苏卫视又隆重推出了《倪明、夏文兰相声专辑》，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坛》、《艺苑风景线》、《朋友》等栏目也都播出过我的作品。这对于一个从事群文工作的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做人是我一贯追寻的目标，《家乡美》、《永远是朋友》、《穷快活》、《说和道顺》、《张铁头》等一系列全国大奖的获得，足以证明自己仍在奋斗拼搏着。近几年来，中央电视台的“心连心”艺术团深受人们的欢迎，所到之处无不人山人海，实际上，类似于“心连心”艺术团的演出，我们文化馆一直在做，在我个人的记忆当中，至少已有20年了。作为一个县级文化馆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2002年的春天，我们开展了一个“欢乐到农家”的系列演出活动，选择的村组都是相对比较闭塞和偏远的，但是我们受欢迎的程度似乎一点也不比“心连心”艺术团差，老百姓拉横幅，放鞭炮，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就跟过节一个样，而我们只不过才有十几个人。难怪当地的老百姓感慨地说：“还是在文革期间看到过这样的队伍。”有一次我们在盐都县大冈镇演出，天公不作美，倾刻间下起了瓢泼大雨，但老百姓没有一个离开的，他们打着雨伞、穿着雨披，坚持要把演出看完，更为令人感动的是，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妈，看到我爱人夏文兰在冒雨演唱，于心不忍，特意替她打着伞，一直等到节目结束。这就有了我们文化馆走廊上“心心相印”这张感人的照片，后来很多报刊也相继发表了。作为我个人来讲，如果要走出去，闯名声，争效益，肯定要比在盐城好得多，但每当我想到那么多可亲可爱的观众朋友，想到红红火火的群文事业，我的心里是那么的坦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更加理解什么叫文艺为人民服务，什么叫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想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远离了人民、远离了生活，那肯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所以，不管是今后，还是将来，我仍将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坚持送文艺到基层，跟农民兄弟交朋友，为我们的群文艺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奉献。炮轰主持人“那个说相声的倪明到城市频道当主持人了！专门讲破案的故事。”前几天，有读者给记者打来电话，“他主持的功力不亚于说相声哦！”南京本土相声演员倪明也乘着跨界的风潮当了主持人？记者向倪明本人求证，倪明严肃地说：“当了主持人之后，我发现主持圈里有些怪现象，我必须要说说。”“相声演员做主持有先例”相声演员讲究说学逗唱，主持节目自然也是手到擒来，更何况倪明在许多年前就有了丰富的主持经验，“我8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江苏电视台的特邀主持人了，也是盐城电视台第一批做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倪明称，那个年代并没有“主持人”的概念，只有“播音员”，“当时主持人其实很短缺，专门培养主持人的学校也少。所以许多相声演员就被电视台相中了，因为我们反应快、语言功底强、多才多艺。你看王刚、朱军、毛威，他们都是相声演员出身。”外行人看来，从相声演员变为主持人是不小的转变，但倪明称这其中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一定能担任主持人！”《谜案侦探组》是一档故事类的法制节目，这正是倪明的长处，“讲故事就是我的强项，我当主持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曝光率，而是让故事本身去吸引观众。电视这个载体很适合讲故事。”“一些主持人没文化不善良”提到主持人，能倪明他心服口服的有两个。“孟非（微博）和老吴！你看孟非，每当节目中出现一些背离主流价值观的人或言论的时候，他总能说出一些很精辟的话来做些微调，这跟他丰富的经历是有关的。老吴是记者出身，他长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对新闻事件的把握判断很精准，观点很有思想。”倪明也在许多节目中看到了一些主持人的“病”。“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其他主持人用方言说新闻。但是最后做不下去了，因为他们没有文化，说不出什么东西。有时候我听到他们刻意说方言，都觉得很低俗。老吴说的南京话语调语气很平和，是在和观众交流。”而相比主持人胸无点墨，倪明直斥有些主持人更恶劣，“他们没有同情心！有两个广播主持人很火，我也很喜欢。有一次他们说到一条新闻，一个女高中生考了三年终于考上大学，兴奋地跑到阳台打电话给家人报喜，没想到从上面摔下来瘫痪了，大学梦也破碎了。这两个主持人竟然有说有笑地讲完了！我当时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听这档节目了。”采访中倪明再三和记者强调“主持人首先是个人”这句话，“主持人要善良要有同情心，毕竟你代表了一个平台，所说所做的都会传达给观众，不要嘴下无德！”“学生慎考播音专业”在倪明看来，主持界良莠不齐，而根源问题则要追溯到播音主持的教育招生问题。“许多年轻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主持人光鲜亮丽工资高。可是一些孩子的外形、声音都不适合。天生不是这块材料，为何还要挤进来？”倪明告诉记者，有一些朋友会领着自己的孩子让倪明来辅导，教他们一些才艺，对此他多半婉拒。“家长们认为孩子学习不好，就只能学艺术，这是大错特错的！没有文化的艺术家根本走不远。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一提到学艺术的、搞艺术的人就觉得轻浮的原因。”而许多学校看到播音主持专业有利可图，不管有没有条件都开设此专业，“就我了解到的，许多专业老师自己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倪明希望告诫那些准备报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条件，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专业。主持圈是个名利场，如果心态不好，真的不建议走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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