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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良个人故事

屈受诬陷

1942年秋天，马连良应邀赴奉天（现辽宁省沈阳市）演出，为父亲的朋友办回民学校募集资金。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一助学义举却遭到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敲诈，这些国民党的“劫收”大员看到马连良有些积蓄，他们便想方设法搜集。对1942年马连良赴奉天演出的材料，为了让“马连良汉奸案”罪名成立，他们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马连良扶风社义演招牌“华北文化使节团”，偷换成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演艺使节团”，将捐资助学为目的的义演，说成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方使节团，专程为庆贺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而演出的。

义演真相

马连良父亲马西园的朋友张子文，要建私立奉天文化学校（后改为回民中学）。马连良是回族，加之父亲的关系，他义不容辞地赴奉天参加义演，为张子文筹办的奉天文化学校募集资金。时值日伪时期，由于东北三省沦陷，遭到日军占领，出关和入关都要《出国证》、《入国证》，马连良要想出关并不容易。于是，张子文找到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滨田办理《出国证》，滨田起初并不同意，后又提出以马连良为团长，组建华北文化使节团，来“满洲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很显然，这是个阴谋，由于时间紧迫，张子文当时并没有考虑过多就同意了。日本人听说了马连良赴奉天演出的事，非常高兴，并马上下令通知马连良于3月1日前赶到新京，以华北使节团的名义参加纪念“满洲国”十周年的演出。马连良半生演忠孝节义爱国戏，此时却要违背良心去给日本人祝贺演出，这是他和张子文事先并没有料到的。于是，他以配角不齐等各种理由搪塞，一再拖延时间。直至错过了3月1日，拖延了整整半年的时间。1942年9月，马连良率领扶风社青衣李玉茹、丑角马富禄、花脸刘连荣、小生叶盛兰、武生黄元庆等40余人，以“华北文化使节团”的名义前往奉天。随后，在东北大戏院和中央大戏院演出了10天，共10场戏。演出的剧目有《龙凤呈祥》、《群英会》、《十老安刘》等，场场爆满，每天的票房收入高达几万元，最后将义演全部收入25万元，都捐给了张子文创办的奉天私立文化学校。演出结束后，马连良回到北平后，得知办学资金仍有缺口，又捐出10万元。

被诬始末

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马连良被诬陷为汉奸案的档案里记录了这一事件的经过。1946年7月15日，北平市警察局以马连良1942年曾经“赴伪满演唱庆祝戏”为名要逮捕马连良，并派人前往位于辟才胡同南宽街13号——马连良的寓所。这时，他们才发现该处已经于7月7日就被北平高等法院检察处查封。马连良的另一处房产——崇外豆腐巷路北7号（1965年后的豆谷胡同13号，现已经拆迁，胡同原址现为新怡家园）也被北平高等法院检察处查封。马连良已于4个月前离开北平。当北平市警察局发现马连良已经离开北平后，1946年7月17日，北平市警察局内五区警察分局长张英年签发第3270号《密通令》

：“案准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处法字第577号密函略以逆伶马连良赴伪满演唱庆祝戏时，系由万子和率领前往。该万子和有重大罪嫌，嘱将其逮捕送办……”7月20日，北平市警察局派员，又以马连良赴伪满演出是由万子和率队为名，去万子和家查缉万子和。到万子和家后也扑了个空。后来发现万子和也早已经不见了踪影。于是，借口找万子和有急事，向他的儿子万小甫讯问。原来，万子和由于提前得知他与马连良因赴东北演出被人控告的事，已经于一周前去往上海找马连良商量对策。万子和是华乐戏院的老板，也是马连良多年的合作伙伴。马连良于1930年创办扶风社后，开始广揽贤才。为了能够让戏班有自己的演出场所，他和富商萧振川、华乐戏院老板万子和一起创办了新新大戏院。日伪时期，马连良受到敌伪压迫，这所戏园也被胁迫卖出,新中国成立后，新新大戏院改为首都电影院。1947年8月初，马连良被保外就医后回到北平。这期间，由于抑郁成疾，他在家中养病。此时，国民党接收官员闻讯也来到马连良家中，以帮忙托人办案为由，张口要钱。马连良倾家荡产，变卖所有值钱的东西，但还不够，还欠下一身的债务。接收大员为马连良罗织的罪名，最终也没有能成立。因为国民党办案人员查无实据，实在查不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曾向东北派出过官方使节团，于是最终不予起诉，直至1947年8月16日，马连良被诬告事件才真相大白。随后，马连良一连在北平义演20余场，场场爆满。为偿还债务，从1947年冬天开始，一直到1948年春天，马连良在上海开始参加“还债演出之旅”。马连良的戏在上海演出非常成功。一场子虚乌有的汉奸案，让马连良倾家荡产，也让他对国民党伤透了心。面对家中负债累累的情况，别无选择，马连良只好拼命地唱戏挣钱养家。债务还清后，马连良从上海去了香港，一去就是三年。195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才从香港回到北京，与家人团圆。

积极入党

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刚过，剧团便下放到北京电子管厂劳动。马连良的劳动表现还算好，每天准时到厂。当谭富英被选为全市文教群英会代表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无波动，并说："从新旧社会对比看，艺人的社会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几次大的运动对我教育很大，代表选不选我没关系。选上谁都是我们的光荣！我没选上，想必是我有缺点，不够条件。我决不泄气，过年争取当英雄。我已递了入党申请书。我有缺点，政治差，让党十年、八年不批准我，我也不灰心。"

灭顶之灾

马连良在舞台上塑造的海瑞形象特别成功，除了精湛的表演艺术外，

还因为是正直的艺术家。他热爱海瑞，是用赤诚的心来拥抱角色，人们看到的是个活海瑞。可以说《海瑞罢官》是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极具光彩的巅峰之作。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这两个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心怀叵测的江青早就对《海瑞罢官》虎视眈眈。1964年下半年，她找北京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人家没同意。1965年2月，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活动非常秘密。文章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此时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对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图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这样，1965年1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文章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分“《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一个假海瑞”、“《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四个小标题进行了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分析批判”。马连良

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黑文一出，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随之而起。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庐山会议上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主席。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文章诬称1960年演出的《海瑞罢官》支持单干风、翻案风，然而批单干风、翻案风，那是1962年的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帮”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在这场冤案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许思言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被牵扯了进去，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马连良从1966年8月开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马连良墓

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66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马连良得到平反昭雪。《海瑞罢官》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这个戏还由北京京剧院重新搬上舞台，焕发出了璀璨的光彩！

行膳排场

京谚有云：“马连良的腔，山东馆的汤。”这是赞赏山东厨师做菜看重吊汤，汤的味道可与马连良的戏腔媲美。但马为天方教人，从不去大教馆子的。那时梨园界，讲究行膳排场且精于饮馔者，首推马连良，而两益轩的膳境最够排场，肴馔做得也颇和马的胃口，故而这里成为他宴宾酬客或聚友品馔的首选地。两益轩比西来顺开业要早一些，店址在前门外，两层楼面，楼下是散座，楼上是雅间。不仅装潢气派，又总是给人新鲜如原的感觉：窗明幔净，用具光洁如新，地面一尘不染，堂倌儿穿得干净利落。那时，梨园界的人都住在南城外，离这里近便。唱戏的人无论哪一派，都注重保护嗓子，多不吃猪肉，以为能生痰，所以乐意到清真馆子吃牛羊肉。这样一来，占据地利又讲究卫生的两益轩就被梨园界捧红了。马连良是其中的大主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