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宁导演成就

康健宁是中国纪录片界最具声望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沙与海》曾获亚广联大奖，《阴阳》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村题材的纪录片中最深刻的一部。在《唐之韵》这部被称为“诗的纪录片”中，康健宁依然保持着他作品中一贯对人的重视： “我们更关注那些作诗的人——他们自身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他们对国家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总编导 康健宁：中国纪录片界最具声望的导演之一，主要作品：《沙与海》曾获亚广联大奖，180分钟纪录片《阴阳》被誉为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中最深刻的一部，著名独立制片人吴文光曾说：“《阴阳》就象一块大石头，谈当代中国纪录片没有人能绕过它。”十四年后，每每提起康健宁，略晓一二的人还是要回到1989年，回到《沙与海》(康健宁与高国栋合导)。一周前，康健宁在北京三多堂，谈到某电视台又拿《沙与海》说事，忽地面色一沉，声调却提高了两倍——我就不相信，一个纪录片获了个奖，它就是一颗钻石了？就是什么里程碑了？这么多年了，还在说!知者无怪。此言虽重，纯粹是一种对待纪录片功利主义的过于鲜明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康健宁成其为康健宁的原因之一。十四年了，他那条不轻的船，也行过了多少重山水；《沙与海》至多只是其中的一站。但是另一面，也唯有那一站，让众人还算清晰地看到过他一次——尽管他自己始终不以为然。从那以后，康健宁这个人其实一直处在“见首不见尾”的状态。一个在中国首次拿到 “国际大奖”的纪录片导演，曾经的宁夏电视台部门主任和副台长，从来不在这样那样的小圈子大圈子“闪亮登场”，却经常从单位彻底地消失，少则数月半载，多则两三年；回来了，除了面容衣襟添些尘土色，往往仍旧只是沉默。很难有人说得清他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沙与海》之后的十四年来，康健宁在做些什么？这里有一份还不够清楚的清单：《石头上的印记》（1991），未播出；《雪域》（1992），未播出；《泸沽湖》（1993），未播出；《天籁》（1994），未播出；《生活》（1995，合导），未完整播出；《阴阳》（1997），未播出；《公安分局》（1998），未播出；《当兵》(2001)，未完整播出；《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2002），未播出。这些纪录片的重量，够得上担当任何一种中国纪录片史的压舱石。但它们不仅基本上未在国内主流媒体公映过，而且也极少进入其它的“小众”传播渠道，更勿论参加评奖研讨会之类。这个目录还不够清楚，是因为另有一些被他自称为“乱七八糟”而排除在外的片目，其中包括《景德镇》、《改革开放二十年》、《20年·20人》、《晋商》、《唐之韵》之类声名远播的系列片——当然，分布在不同时间序列和各类人群里的观众，很难记得住它们的总导演是同一个人；他还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剧情片《出汗》。稍有纪录片常识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份清单对十余年的人生意味着什么。试问同康健宁差不多一起上路的人，“主流”也好，“独立”也好，今天有几个还在身体力行地做着当年追求的“纪录片”？而借着这三个字，远比康健宁“有名”、“有利”的，又何止一二。中国纪录片最热闹的时候，大概在90年代中期前后，纪录片的媒介地位正如日中天，真个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但庄稼的收成不只与鸣蛙有关，俯首犁地的耕牛就一向弄不出什么响动。康健宁“消失”的原委，也就这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只不过是在做纪录片而已，只是埋头在做，其余万事皆不关心；就因为做得太过专注而与所谓的“纪录片圈子”两相淡忘。康健宁明明知道，自己尽心竭力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收不回任何看得见的成本——身前如此，身后也未可知——他依然这样一路走来，一个人；直到此时此刻，仍在路上。这个人的身影就像他的纪录片一样，沉重得不合时宜。可他又自比为补锅钉碗的小工匠，纪录片对他来说，早就褪去了“光荣与梦想”的色彩，转化成另一种“物质”的生命形态。但为什么偏偏选择纪录片？为什么又偏偏“一意孤行”地走了这么远？康健宁答：可能我呆的那个地方比较封闭，封闭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我“心无旁物”；心无旁物，就一心一意了，一心一意，就把有些事情变得可能了。如此，就是宁夏的风沙与黄土塑造了康健宁，虽然也仅仅塑造了这一个。而他对这片土地所倾注的生命，应该足以报答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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