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文革初期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关锋知道了这篇文章的来头之后，立即紧跟，不仅公开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发挥。关锋的态度和整理的材料，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大笔杆子谈话，在参加这次谈话的人员名单中，关锋的名字也列入其中。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也肯定了戚本禹响应姚文元文章而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此后，关锋所写的一篇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内部材料便陆续产生了。不久，关锋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同时，它又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关，权力很大。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1966年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关锋发表这篇文章，正好是毛泽东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批判北京市委的时候，关锋的文章对毛泽东起到了配合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犯了严重错误，但那时还没有把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而关锋却对毛刘之间的矛盾下了一番工夫进行分析，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他经过一番思索，于1966年7月24日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关锋在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信中还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江青接到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这封信转给林彪看。林彪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毛泽东决定，把关锋的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这封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把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同时，这封信也是促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因素之一。此后，毛泽东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成了路线斗争。由于得到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信任，关锋觉得自己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放手大干一场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经常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发表谈话，鼓动造反。对于中央的一些干部，关锋的指责往往就是他们被打倒的信号。他和王力、戚本禹一起，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成了制造动乱的指挥者。在揪斗彭德怀问题上，关锋起了作用。1966年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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