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非怀念恩师

忆恩师王庆雯先生□高克非白石老人平生所收弟子很多，老人曾篆有“三千门客赵吴无”一印,以示所育桃李之盛，于纳徒之众颇有超赵(之谦)越吴(昌硕)的得意。然于齐门众弟子中，真正执弟子之礼，叩头拜门的入室弟子其实为数并不多,而王庆雯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在胡适、黎锦熙等合编的《齐白石年谱》中有如下之记述：“民国三十七年(1948)戊子白石八十八岁,在北平,近年常过从之弟子：娄少怀陈纫兰李苦禅李可染王雪涛……王庆雯……等”。但是由于“文革”之难，加之先生过早的辞世，造成社会上对其绘画艺术知者甚少，多年来更是无人著文论其生平与艺术成就，作为学生，我每每深以为憾。先生祖籍河南，1920年生于京华。其家庭虽非名门望族，但亦属大户人家。其父于民国时任北平邮电局局长之职，因业务关系，与定居北平不久的齐白石先生常有往来。当年白石老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与邮寄包裹等事，皆由王家代为办理，日久两家往来便逐渐密切起来。先生自幼体弱，性格沉静内向，惟于书画情有独钟且进益甚快。先生十八岁时加入“雪庐画社”,此画社是由湖社成员于1934年创建，以传授中国画技法为主的团体组织。原社址于北平西城武王侯胡同50号，初有学生30余名，后逐渐发展至200余人。画社分设山水、人物、花鸟、金石篆刻四科，金哲公、王心竞、季观之、晏少翔、钟质夫、金禹民等前辈分别于各科任教。黄宾虹先生每周来画社一次，给所有学员讲授绘画理论三小时。王庆雯先生二十岁之前便已于“雪庐画社”打下了良好的书画基础，其作品通过参加每年画社举办的展览并销售，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40年，先生行叩头礼拜白石老人为师，老人按先生名中“雯”字之意,为其取号“飞五”,又为先生治“王庆雯”、“瞻宇”二印以赠。由此，先生追随白石老人杖履，侍奉笔砚达十七年之久。1941年春，白石老人于北平西长安街“庆林春饭庄”设宴，举行立胡宝珠为继室并分家产之仪式，共邀亲友与门生二十九人到场签字为证。证人之中以王庆雯先生之年龄为最小，师徒之谊由此可见一斑。齐良迟先生在《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一书中,曾有如下之叙述：“我母亲身体不好,常犯喘的毛病,到中年又犯上一种病,发作起来手足僵直,人事不省,要别人马上扶起来坐正,将手和脚蜷起来,慢慢才能缓过气来。所以一到犯这种病,我们就轮流值班,昼夜看护,照看我母亲的是我和齐良已、王庆雯、娄少怀四人。平时,父亲从不让别人在他的画案子上画画的，但我们看护母亲期间可以破例。我们四人利用晚上值夜的时间，临了一幅我父亲的“四喜图”：每个人各画一只喜鹊,我弟弟齐良已又画了一块石头。父亲在这幅画上篆了“四喜图”三个字,并题云：“门客娄少怀、王庆雯，儿辈良迟、良已合作，白石题”。如今,虽无人得见这幅“四喜图”,然凭想象可知，先生二十余岁时已有相当的笔墨功力了。白石老人93岁时曾题先生画鱼曰：“予能知鱼之乐，故能画鱼各有形状。庆雯弟亦善观察鱼之动作，故画鱼亦得自然之趣……”又题先生画蟹：“门人画蟹者惟庆雯弟过我。”除写意花鸟外，于工笔草虫方面，先生亦是齐门弟子中极少数的继承人之一。我曾见先生所画的工笔贝叶鸣蝉、大写意南瓜配以工笔蝈蝈、工笔螳螂……几与白石老人之作乱真！可惜先生诸多作品毁于“文革”。更有甚者，偶有幸存下来的一些画作，竟被一些谋利之徒挖去本款，假以白石老人之作欺世盗名，闻之令人痛心。先生先天心脏有疾且性格孤傲内向，故解放后虽有进入艺术院校讲学或为画院画师的机会，终因此而未能如愿进身。据先生早年所收弟子李福师兄回忆：五十年代末，先生居住于京城东直门新太仓39号，以客徒卖画为生。李福先生藏有先生四十岁左右时为其所画忘忧草、夹竹桃、珍珠鸡、小山雀、戴胜鸟、燕雀等，皆白石老人笔下不画之题材。可见先生那时便已有意突破藩篱而进行艺术创作与实践了。“文革”十载，先生举家避乱于京郊怀柔，每日于田野青山间闭门读书且安闲自得。十年的田园生活，也为先生带来了无限的创作灵感。他以写生为基础，将白石老人的笔墨加以规整，结合自身之气质，形成了笔墨秀润、造型生动、形神兼备的小写意风格。最具特色的是先生笔下的松鼠，活泼灵动，呼之欲出。这一题材成为先生晚年常画的代表作品。“文革”结束后，先生自怀柔迁往京城东郊一乡村落户（即如今北京东四环太阳宫附近），我于那时有幸成为先生晚年所收且年龄最小的弟子。初次相识印象最深处是先生平易近人且笑容可掬的神情。先生身材偏矮，背略驼，面容虽清瘦，双目却炯而有神。谈话音轻而言语斯文，于高兴处喜抿嘴而笑。我当时年幼，不过一清贫学子，先生教我，亦不取分文。我每次带去四尺整纸生宣四张，充作学费，先生则取一张，裁四分之一为我作画示范，范画赠我以便临摹学习。因身居穷乡，先生嘱我每次前来，必须带些近 期的《参考消息》给他，我便每次无一间断，直至先生去世。先生传艺非常严肃认真，我每次带去数十幅习作呈阅，先生逐一看过且以蓝色钢笔逐一批改。每每见到我有一点进步，先生于夸赞之中常常面露得意之情，其神态至今难以忘怀。先生每次为我作画示范之前，先研墨半小时，言白石老人一贯如此。待作画时，先生遂令家人回避以图室内之清静。先生作画前总以指甲在纸上轻轻勾划以做构图，作画时聚精会神，轻易无语，惟到重要之处方轻声提醒我注意观看。待画完后再为我讲解画法与构图，每次画完，先生必将画幅悬挂于墙上，与我边讲边看，于不尽意处取下再补数笔。画前画后，其笔洗中的水始终清澈，言白石老人亦一贯如此。记得先生那方形画案亦是饭桌，有时画到天晚，先生留我吃饭，我便帮先生将笔、砚等物由桌上搬至别处……先生的最后时光即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度过的。我至今未能忘怀的是那陋室虽简，而每次前去都能得见先生挂于壁间的新作；虽是木梁土屋，却有雅致的盆花、盆景点缀其间；虽然窗外鸡鸣犬吠与画室中先生文雅的谈吐极不和谐，而我每次由先生之陋室回到自己的楼房住处时，常想着要尽快在这强于先生数倍的环境中练好这次之所学，以便尽快再次回到先生身边聆听教诲。先生之画，既得白石老人笔墨之妙，又有自家规整秀润之小写意面目。其行书亦雅致秀美，与画风相得益彰，每有得意之作时又常以篆书加题。先生能治印，晚年因环境与身体状况便不多作。尝言为我治名章，惜最终未能如愿。1979年末，正当国家经济步入正轨，文化艺术趋于振兴，先生之创作有待更大进益之时，无奈天不假年，先生竟以五十九岁之龄猝然辞世，实在令人无限痛惋。光阴荏苒，岁月无情，先生的画名早已被淹没在世人记忆的烟尘之中。而今天我有幸得遇湘潭敖氏普安先生，嘱我写此追忆文章并推荐发表，不仅能于画史之中给我逝去的恩师以一席之地，又得以彰显前贤得免有遗珠之憾，更可激励后学以继往开来。普安先生之高情厚意，我当叩首拜谢为是。本文发表于《齐白石研究丛刊》第五辑。浅谈张世简先生的写意花鸟画□高克非在中国绘画史上，雏鸡的题材早在宋代就已出现了，近代画家任伯年、齐白石、张书旂、黄胄等亦擅写之。观张世简先生笔下的雏鸡，既不同于古人也区别于同代画家，有其自身的强烈个性。他画的雏鸡在创作手法上介于工写之间，“没骨”与勾勒相结合，于笔墨之中略施淡彩。有时画面上的鸡雏多达二、三十只，或向或背，或仰或俯，头脚攒动，姿态各异。同时，又疏密有序，乱而不乱，画面常常配以春季开放的迎春花，远远望去：黄花为伴，黑墨团团，一派生机。那种春光明媚的色调与浑然天成构图，早已成为世简先生的“专利”而被画界公认了。张世简先生是个勤奋的画家，“文革”之后笔耕不辍，至其晚年，每日晨起挥毫从无间断。1994年“荣宝斋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平生第一本画集，翻开画集，那一幅幅墨彩淋漓、生机盎然的花鸟跃然纸上：那飞掠荷塘的翠鸟、那寿桃枝边的白头翁、那合欢树下的珍珠鸡、那油菜花间的群燕。。。。。。无不呈现出画家那和煦平易、雅俗共赏的艺术风貌，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内心深处对大自然一花一草的真挚情感。可以说，没有画家对生命的挚爱便不会有这些打动观众的作品。张世简先生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代有才人出”的礼张村，叔父张振铎先生是近代著名画家与美术教育家，堂兄张书旂先生是潘天寿先生之故交、“白社”创始人之一。世简先生自幼便由当时已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张书旂先生面授，后来又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师从潘天寿、吴茀之两先生，同时还得到黄宾虹、傅抱石、黄君碧诸前辈的指导。在创作过程中，世简先生没有机械将张书旂先生的秀润含蓄与潘天寿先生雄强霸悍的画风生硬结合，而是不断寻求与思考两种矛盾的艺术共性。经历过数十年的勤奋探索，世简先生认清并把握住自身的艺术气质，以之为基础并逐渐强化和融合了前人含蓄与雄强的艺术特色，画面上墨彩相糅、行草入画、润笔泼墨、渴笔“披蓑”、纵横来去、动静相宜，形成了自身清新爽利、艳而不俗的花鸟画风格。著名美术评论家孙美兰女士在94年评价张世简先生的作品时说：“张世简先生的花鸟画是脱离了盲目性正在趋向成熟的艺术。”的确，只要看一下那些成摞、成堆、成系统的一本本写生稿，便不难理解画家在那“趋向成熟的艺术”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毅力和艺术激情。即使“文革”时放鸭子、打猪草的干校生活，反映在画家写生本中的依然是那寄情花鸟世界的美好记忆。原文刊载于《中国书画报》（1997年1月6日），现文字在原文基础上略有改动。高克非在“北京画院”举办的“娄师白先生辞世3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今天所有在座的娄先生弟子大都是我的师兄、学长。我从90年代初开始随娄先生学画，老师长我整整50岁，作为他的一名小学生，我想回顾2件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第一件事就发生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也发生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室中。2008年3月底，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一次胡佩衡先生的遗作展，在展览期间召开了一次胡佩衡先生艺术研讨会。当时，娄先生被邀请参加会议并讲了话，我有幸陪伴在老师身边参加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之前的一个小时老师就来了，他从美术馆的一层看到二层，仔细认真地看了胡佩衡先生的每一幅作品。当看到二层展厅正面墙上一幅名为《洞天漓影》的作品时，老师停住了脚步。那是一幅约1米半见方的山水画，画幅周边描绘的是一个溶洞的洞口，站在画前欣赏，宛如人在洞内向外望去，由近到远的景物是翠竹、漓江、竹筏、对岸、远山，整幅作品画得层次分明。老师在画前站立许久后对我说：“这是桂林很著名的一个溶洞——“冠岩”，我在60年代也曾到那里写生，也画过一幅以“冠岩”为题材的山水，但我那时是从外往里画，画面除了岩洞周围的一些山景外，只有一个黑乎乎的洞口，现在看了胡先生的这幅画，我感到他的作品构思精巧、画面角度美观，我当年所画远不如人家。”我听了之后很受感动，九十一岁的老人是如此谦虚！他不仅将好的绘画经验传授给我，也不忌讳讲出他曾走过的弯路，只有有着一颗纯净的艺术之心者，方能如此虚怀若谷。老师在2007年以九十高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从艺70周年的艺术大展。在画展前夕召开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一名女记者向娄老提了一个小问题：“您已90高龄，是否每天都画画？”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每天都在画画，但不是每天都在创作！我时常被迫在画一些应酬作品，总在重复我以往的笔墨，这是我很不情愿的。我非常希望能有时间，集中精力再搞些创作，在艺术上我还想再变画法、再有所突破。”老师对待艺术谦虚与进取的精神，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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