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维伯开创事业

人艺团带班毕业、管理首都剧场多年的傅维博原先死也不肯接手人艺小剧场。在大家都不知小剧场为何物、更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的情况下，这个小剧场可能会白白赔上他的心血。 1994年，傅维博从日本归国。学表演出身的他，却在日本学习了空间设计。他的老师每周末都去逛商场，买些个电话机之类的物品。“我们家什么都有了，电话有好几个，可我为什么还要买电话呢？我买的是他们创造性的思想。人需要不断地对美创新。”老师这句话成了傅维博日后经营小剧场的主导思想。“我坚持做小剧场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可能十全十美。”虽然在1982年，林兆华的《绝对信号》为中国的小剧场话剧书写了第一章，但在那以后人们对小剧场的认识仍然很模糊。90年代初，在《绝对信号》上演10年后，林兆华向北京人艺提出倡议，应当在人艺建立一个小剧场，用来发展小剧场话剧。当时，剧院的经济状况特别困难，时任院长刘锦云会客用的沙发、办公桌等都还都是演出道具。但是，人艺方面认为，应当建立小剧场，为小剧场话剧提供一个发展的基地。最后，北京人艺决定从人艺基金会中拿出200多万来建立小剧场。为了给小剧场腾地方，剧院的食堂拆掉了，仓库也拆掉了。现在，北京人艺的食堂在首都剧场的北侧狭小的过道里，而当初，却是在剧院南侧、现在人艺小剧场这片宽阔的地界。剧场是建了，可是却没人愿意管理这个剧场。谁都不懂小剧场的经营，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考。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傅维博也不敢。在去日本之前，他已经对首都剧场进行了多年管理工作。他深知，管理剧场是个苦差事，除去繁杂的日常事务，你每天都不能按时下班，都得在剧场盯着演出。那时的傅维博很想去人艺图书馆工作，管管图书，也顺便静心读读书。可是，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傅维博最终被“逼上梁山”。等待他的是1000元的开办费。他用其中的500元买了几张“两头沉”办公桌，又用剩下的钱给剧场置办了拖把、簸箕机等物品。“我记得我们是1995年11月开业的，”傅经理回忆道，“在开业之前几天，我跑到皇城根儿那里的一个自由市场，来回来去逛了好几遍，就是想看看谁家卖的墩布最便宜。”现在首都剧场南侧的票房原先是人艺小剧场的办公室。“现在票房里铺上地板砖了，我们刚进小剧场的时候还是洋灰地，一走路就是灰。工作人员都没法在屋里办公，因为在办公室里走呆半天儿，裤子就都变白了。后来我看没办法，就自己买了地板漆，活上107胶，来回来去刷了三遍，终于解决了办公室飘白灰的问题。过去小剧场的卫生间也特别小，过去男女卫生间加起来只有现在一个女卫生间那么大，每个卫生间马桶只有一个，每次演戏结束后观众都要排大队。后来我们剧场又花了3万块钱才改造了卫生间，把马桶数量提高到3个，解决了观众上厕所难的问题。”1995年11月20日，由任鸣导演的《情痴》在人艺小剧场上演，成为人艺小剧场的开门大戏。然而，《情痴》的热乎劲儿还没过去，傅维博经理就已经开始发愁了。在当时，观众对小剧场话剧还没有什么认识，搞小剧场话剧创作的就更是少而又少。那时他很是苦闷，但有后文中两件事情坚定了他经营小剧场的决心。“我评价一个年轻人的角度就是看你有没有创新。”像现在一样，搞小剧场创作的有不少都是业余爱好者。1996年夏天，一个名叫火狐狸剧社的业余话剧团体在人艺小剧场演出小剧场话剧《楼顶》。傅经理第一次发现，这些年轻人总是舍不得花钱吃饭，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在拿自己在外边挣的钱排戏。傅经理说，火狐狸剧社的年轻人让他很是震惊，他们对戏剧的执著，他们做戏的艰苦都成了他脑海中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也是后来他创办大学生戏剧节和青年戏剧节的主要动力。另一件事是1996年的11月份，当时报纸上刊载了一篇文章叫作《北京人艺小剧场的灯又亮了》，文章大意是好久没戏可演的人艺小剧场终于又开门了。那一天，傅经理拿着这张报纸，潸然泪下。在人艺小剧场这一年来的种种艰难都涌了上来，可是他在那一刻却暗暗发誓：我要让人艺小剧场的灯天天都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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