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海生关于死亡

诗人自杀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身边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的遗书中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自杀原因

海子生前的挚友西川说“要探究海子自杀的原因,不能不谈到他的性格。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他说,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这个女孩子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做学生时喜欢海子的诗。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至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的,西川不得而知。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见到她,她对海子很冷淡。当天晚上,海子与同事喝了好多酒。他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他不该说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

对诗歌的意义

海子的死亡被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诗评家李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些过多的阐释都是别人赋予的,但唯有一个是确实存在的—诗歌转折点的标志,海子死后,中国诗歌的先锋性不复存在,诗歌神性的年代结束,泛娱乐和诗歌娱乐化时代到来。“80年代就是诗歌的年代。”李震说。他分析,从环境角度讲,海子所处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全民的理想主义,人人充满激情,文学还没有受到市场挤压,没有受到大众传媒的冲击,诗人拥有一个比较单纯的文学环境,文学是主要的阅读。现在,电视、手机、网络,垄断了人所有的阅读时间,这个环境变化非常之大,市场化、媒介化,让理想主义停滞,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代替了美好单纯的理想主义。“从环境角度来讲,现在不适合诗歌生存。诗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以诗歌的方式去生存,比怎么样写诗、写什么样的诗还重要。进一步说,如果没有一个诗的方式生存,写出的诗都不真实。”李震说。

海子的遗书

(一)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舸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海子1989.3.24(二)另外,我还提请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的幻听到心声中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海子1989.3.24夜5点(三)爸爸、妈妈、弟弟: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海子1989.3.25(四)一禾兄(即:诗人骆一禾,《十月》杂志编辑):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远。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海子1989.3.25(五)校领导: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舸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负责。常远: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孙舸:现在武汉,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常远和孙舸负责。海子1989.3.25

海子的遗言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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