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创作特点

权力从创作轨迹来寻觅，会发现毕飞宇从创作之初就已经开始关注“权力”这一主题，处女作《孤岛》就是对“权力”的一次质疑与追问。《青衣》《玉米》系列之后，他便开始将权力的探讨与日常生活互为渗透，思考权力对人们身心的伤害、对人性的扭曲等问题。怀着对权力相对宽容的理解，毕飞宇的作品中对于权力的描写表现出极大不同，他更为关注权力实施的对象，即那些底层百姓与民间弱势群体。他以这些情感对象作为观察支点，进而悲悯地审视权力本身的威严、暴力与神圣，并试图从中寻找权力在底层得以实施的人性基础，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在毕飞宇的作品中，他将权力与日常生活相匹配，消解关于权力的宏大叙事的文学传统，并最终摆脱权力的残暴色彩，而将其表现为一种细碎、神秘、深入人心的威慑力量。《玉米》中的玉米，先确立起在同一层级的兄弟姐妹间的权力地位，从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形式。在争斗中，玉米逐渐变得冷酷无情，为了权力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人性之善、乡村伦理秩序的维系，在权力争斗面前都退居身后。在毕飞宇的很多作品中，无论背景景观如何转换，他对于权力主题的关注、对于权力背后“人”的观察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他权力主题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权力每一个人表现出了自己的姿态，在《孤岛》中，为争夺扬子岛的统治权，文廷生等人之间展开了血腥争斗，在斗争中人性的恶得以细致地展开。但最为吸引人的还不是这些争夺权力的人，而是那些对权力无限崇拜的扬子岛民众。他们坚持认为文廷生是白龙家族云游四方的太子，并据此表现出了近乎狂热的敬畏，而一个迷信、蒙昧、粗野的民间就这样突兀地出现于读者面前。他们双方的共同表现使扬子岛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人性“人性”是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一个核心主题，他始终坚持着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刻把握，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毕飞宇笔下人物所呈现出来的人性往往是扭曲、阴暗的，人性之恶几乎成为了他小说创作的主要方向。深入到作品之中，可以发现毕飞宇在呈现人性之恶的同时，并未表现出狂欢化式的“恶”之沉迷，也没有表现出痛心疾首的强烈的批判意识，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宽容、悲悯的“救赎旨归”。总而言之，毕飞宇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寄托了对人之生存困境的无限悲悯与同情，他勘探人性之奥秘，并进行着救赎的努力。毕飞宇笔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之恶，往往并非以直接狰狞的面目出现，而是被置于乡村的迷信和知识分子的软弱，以及人性普遍具有的冷漠、嫉妒、报复等负面情感之下，从而展现出恶之暴力的间接性以及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这在《蛐蛐 蛐蛐》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篇小说是通过二呆寻找蛐蛐的过程串联起的三个关于死亡的故事。这些在“文革”时期普通的事件被毕飞宇巧妙地与蛐蛐联系了起来，以虫喻人，借蛐蛐的好斗性暗指人性的残恶，从而揭示了在特殊年代里的人性的扭曲与变异，全文充斥在死亡、幽暗、恐怖的氛围内。在毕飞宇所有作品中，《推拿》是表现尊重需要较为强烈的作品。毕飞宇认为，尊严的问题，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他找到了需要尊重的一个特殊群体：盲人。因为身体的残疾，盲人们在社会中举步维艰，他们不愿承受人们的歧视，更无法忍受人们的泛滥同情。毕飞宇将人性尊重的需要置于盲人群体是一次恰切的选择，盲人因为特殊的生理原因是表达尊严最直接、最具承载力意义的载体，因为盲人拥有超出常人的强烈自尊心。他们虽然生活在黑暗中，但是在生活面前他们始终保持着个体的尊严。因此，《推拿》是一部有关人性尊重的作品。女性书写毕飞宇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塑造，给予她们更多的关注、关怀与同情。女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毕飞宇更为关注她们的生存困境，以及面对世界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迷茫与困惑，甚至是自甘堕落。在女性“奋斗史”的整体描绘过程中，毕飞宇更为关心这一群体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人物曲折的悲剧性命运。毕飞宇笔下的女性大多处于精神困境之中，她们在挣扎与反抗中传达女性的希冀与愤懑，在悲剧结局中传递女性的困境与无奈。争权逐利的玉米，躁动不安的玉秀，狡黯堕落的玉秧，大胆执着的三丫，迷失自我的小苏，出卖肉体的乐果、追求本能快乐的阿来，艺术破灭的筱燕秋，疯癫的吴蔓玲，回归原点的林红等等。她们每一个人身上烙印着对生活的不满，对世界的控诉。她们不公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与既定命运，在艰难环境中执著奋斗、艰难挣扎，对抗现实政治环境与地理环境，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完成自我超越。然而在社会现实面前，尤其女性的力量显得单薄。在盲目、残酷的伤害与自我伤害过程中，最终伤害的只能是女性群体本身。毕飞宇的作品中也有温暖的女性塑造。《哺乳期的女人》中的惠嫂充盈着母性的光辉，整个镇里人只有她理解旺旺对父母的思念，也只有这位哺乳期中的温暖母亲能够理解乳汁对于孩子的意义。在《一九七五的春节》中思女心切的“疯”女人，无论人们如何议论与排挤她，但是她对女儿的爱使她超越了舆论的力量。《生活在天上》的蚕婆婆，《平原》中的孔素贞，《婶娘的弥留之际》中孤苦无依的婶娘，一生劳碌热情助人不计回报，《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的董惠娴等等，这些母亲形象对于孩子的倾注式关爱，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无私奉献的爱的本质却是她们共有的。在爱面前一切争斗与挣扎失去了意义。叙事模式毕飞宇在长期文学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我救赎”提升为一种稳定的叙事模式，以此形成自己的创作特征。在毕飞宇的创作中，“自我救赎”式的叙事模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且表现为故事情节和作品的主题内涵。其小说中的红豆、林红、耿东亮、端方等人物，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同时也充满各类欲望，他们的欲望在社会背景下显得合理合法而又难以实现。为了理想、追求与欲望他们努力奋斗，坚持抗争，在一个个逆境来临之际寻找理想的光辉，虽然艰辛但体现出了个体的觉醒与拯救意识，是不依赖他者的自我救赎。这种叙事模式在毕飞宇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作家的价值判断、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时代悲剧的反思精神都隐含在其中，使其既是一种叙事模式，也是一种主题思想的表达方式。叙事节奏毕飞宇在小说叙事方面表现出来的节制，保证了叙事节奏的跌宕起伏，避免情绪泛滥带来的无节制的叙事狂欢。在《平原》中，毕飞宇采用了一种类似音乐旋律般的叙事节奏，在开端部分如序曲般和缓委婉，在蓄势部分则表现得沉郁顿挫、风雨欲来，到高潮部分则激烈磅礴、气壮山河，随即戛然而止，留下无限回味。《推拿》中围绕人物心理节奏展开的叙事节奏较为明显。作为边缘性群体的盲人，在生活上相对对单调和乏味，但是他们向内转，反而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心理想象空间。他们的空闲时间是以充分调动内心的情感和思维的“想”来打发时间。比如小马将“时间”的物质化，金嫣对婚礼夸张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因而《推拿》的叙述节奏与盲人的日常生活节奏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在小说叙事中以延宕的手法保证了小说叙事与盲人心理的一致进度。叙事视角毕飞宇在作品中做出了叙事视角的革新性尝试，由此形成了“第二”人称叙述视角，他称这个“第二”人称是“第一”与“第三”的平均值，换言之，是“我”与“他”平均值，即是对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综合性提升。他通过“第二”人称叙述视角，保证了叙述者、主人公的在场性特征，使叙事话语、审美距离、价值的隐含判断以及情感传递程度等产生了巨大变化，具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方式与更为深刻的表现力。在这些作品中，一般会存在一个叙述者，这种介入方式使得小说的层次感愈加鲜明。这在小说《玉米》中表现的比较突出。小说以第三人称贯穿全文，第一人称介入其中，可以说文本中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在主客观的互融、价值判断与情感表露的交叉中，拉近了读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将读者带进了小说场景。叙事者似一位亲切的乡里人，带领读者游逛于王家庄的角落，玉米、玉秀一干姐妹真实而又亲切，使小说叙事效果产生极为真实的感觉。这种视角的优势在于它的全方位性与自由度，可以根据需要转换叙述视角，将外视角的“显”与内视角的“隐”紧密地相结合，因此，读者能看到人与人间的秘密与情感，比如《哺乳期的女人》中旺旺偷看惠嫂喂奶，惠嫂假装不知，且主动给旺旺喂奶，这是两个人的情感默契与温暖的隐秘；《马家父子》中蜗居北京离了婚的老马对儿子的情感寄托与苛求；《雨天里的棉花糖》中红豆在“文革”时代独具个性的张扬与不被理解；《彩虹》中的老年人和儿童对亲情与交流的渴望；《大雨如注》和《家事》中高中生们的困境。可以说，毕飞宇以“第二”人称叙述视角建构起了人们彼此理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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