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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主要思想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阿尔贝·加缪

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阿尔贝·加缪

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与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阿尔贝·加缪并不是一个纯思辨型的哲学家，他从来都没有像萨特那样写过砖头一样厚的哲学著作。他是以自身经历、以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为，来推导出时代的哲学命题的带有哲学思想的小说家。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以《鼠疫》为例，《鼠疫》是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不象让-保罗·萨特和海德格尔的那般艰深，至少在这篇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加缪认为世间的混乱和荒谬是必然的，人作为一种存在，是没有他的必然的意义与目的的。在故事中，加缪描写了一个神甫的两次布道，从而否定了宗教可以带来的意义。他通过主人公的态度表明了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以爱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存在主义本身就否定了“意义”，把人放逐到了荒芜的沙漠。可是和这种哲学相反，存在主义哲学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诚追随者。阿尔贝·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中对荒诞论述得最为全面、最深刻，并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这也是他的哲学的最大特色，因而被人们称之为“荒诞哲学” 。荒诞哲学是资产阶级文明遭到严重冲击的哲学表现。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带来的灾难性、毁坏性后果，诸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震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它对人的灭绝人性的迫害，“使得人们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滋长蔓延起来的对理性和科学的颂扬，对社会进步的乐观幻想，迅速被一种所谓‘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无路的悲剧性’的感觉所取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更感到前途渺茫，苦闷彷徨，人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绝望、孤独和无家可归的情绪所笼罩，这时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逐步被荒诞哲学所取代。人们普遍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人存在的荒诞性，于是荒诞哲学应运而生。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荒诞”的解释是：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在存在主义文学中，加缪无疑是将这种状态表现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