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审判主要事件

1、神秘的外务省报告书在所有的劳工诉讼中，外务省报告书成为日本政府无法逃避的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横滨审判，惊动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各加害企业，为了应付战胜国的检查，日本外务省要求使用中国劳工的各企业向政府写出报告书，外务省又根据各企业的报告书写成了总的报告书，这就是外务省报告书的由来。但报告书刚写成，形势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为了扼制共产主义，美国调整了自己的远东战略，由打击日本改为扶植日本。日本政府就悄悄地销毁了这份外务省报告书。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内几位阁员悄悄地把这份报告书的副本保存下来，并交给了日本东京华侨总会，为历史留下了一份铁证。2、花冈暴动1945年6月30日，在日本秋田花冈从事奴隶劳动的700名中国劳工，因不堪忍受鹿岛组的迫害和奴役发动暴动，遭到日本警察和监工的残酷镇压，一百多名暴动劳工在镇压中牺牲了生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花冈事件。花冈事件，是二战期间发生在日本本土的唯一一件由外国人发动的暴动，也是唯一一件在战后战犯法庭上被审判和被定罪的强制劳工事件。50年后，花冈暴动的幸存者在代表耿谆的带领下走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对当年的加害责任者鹿岛组提出了索赔诉讼，成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索赔诉讼的第一案。在世人的普遍关注和抗议之声中，花冈诉讼经过长达5年的诉讼，终于等来了它的一审判决。法庭的不公判决，震惊了世界，激起一片抗议之声。3、山东农民刘连仁在花冈受害者提起诉讼近一年后，另一位中国农民走上了日本法庭，他的名字叫刘连仁，而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一回是强大的日本政府。刘连仁，中国山东高密县草坡乡一位普通农民。1944年春遭日军抓捕，被强行运往日本北海道做奴隶劳工，后逃跑。1957年被一名上山打猎的日本猎人发现，此间他在北海道山林已藏匿了整整13年。在小野寺利孝律师的帮助下，1996年3月，刘连仁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2000年9月，刘连仁病逝。2001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法庭对刘连仁的受害事实进行了充分的认定，初审胜诉。日本政府提出上诉。2003年6月，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了最后的判决。4、福冈胜诉60年前，还是孩子的张五奎和杜宗仁被从家中拖走，胳膊上系着绳子，飘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到了福冈这个地方。奴役他们的企业，名字叫三井。这个企业当年生产的优质煤主要是用来生产化学武器。2000年以来由于外务省报告书的面世，中日一些人士开始寻找这被埋藏的罪恶。2000年5月，张宝恒、张五奎等15名中国河北农民作为原告，向福冈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状告日本政府和三井所属三池矿山。2002年4月26日，福冈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在战后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中，这是自中国山东农民刘连仁2001年7月胜诉后的第二次胜诉，同时也是中国强制劳工集体诉讼中的第一次胜诉。更有意义的是，日本法庭首次认定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有对日本加害行为的个人请求权。三井公司对此做出了三不的决定，即：不谢罪、不赔偿、不和解。可以预料，在二审中，原告方和日本政府以及三井矿山的斗争将更加激烈。5、石井四郎和“七三一”部队这是一桩消失在黑暗中的罪恶，这是一件被有意隐瞒了60年的秘密。日军细菌战元凶、臭名昭著的日军七三一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是一个日本天皇制度下由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培育出来的怪胎。1932年，石井四郎来到中国，在背荫河建立了日军第一支细菌部队。1936年8月，细菌研究所接到了天皇的命令，成为正式部队，这就是今天被世人共知的日军“七三一”部队，石井四郎是这支部队的创建者和第一任部队长。在被捉去进行活体实验的遇难者中，王亦兵的父亲王耀轩和敬蓝芝的丈夫朱志盈就是少数留下名字的两位遇难者。1995年8月，王亦兵和敬蓝芝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笕毡菊???轿?捌呷?弧辈慷佣运?欠赶碌淖镄行蛔铩⒌狼覆⒆龀鼍?门獬ァ?1999年9月22日，此案一审宣布原告败诉。此案正在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的审理过程中。6、王选和细菌战诉讼1997年8月11日，又一桩备受世界关注的诉讼案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这就是由180名来自浙江和湖南的受害者为原告的日军细菌战诉讼。浙江女子王选是这个原告团的总代表。在长达5年的诉讼过程中，王选和日本律师一起，多次到中国、美国调查取证。诉讼的过程，是把细菌战事实逐步公之于世的过程，也是中日两个民族的人民互相理解化解仇恨的过程。2002年8月27日，在经历了5年的诉讼、28次开庭以后，举世瞩目的细菌战终于迎来了它的一审判决。判决全面认定了日军细菌战的事实，认定这种不法侵害至今还存在，但仍以国家无答责、个人没有请求的权利等为理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为了最后的胜利，王选和她的同伴们还在继续努力下去。7、战争中的性奴隶故事要从一个不幸的朝鲜女人谈起。1944年，家乡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裴凤基，成了专门为驻岛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日本女作家川田文子以沉痛的笔触，记载了裴凤基的悲惨一生。韩国慰安妇问题首先引起了世人的关注。1991年12月，金学顺和其他3位慰安妇受害者赴日本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这是历史上第一起慰安妇要求赔偿诉讼案。日军慰安妇制度，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是和侵略战争相伴相生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到达上海，几天内发生多起强奸事件，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疯狂的强奸和纵欲，造成了日军中性病大流行，战斗力急剧下降。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司令白川义则的首肯之下，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日军在侵华部队中建立慰安所由此开始。1992年4月，中国大陆4名慰安妇受害者和3名原慰安妇遗属表明了自己或者他们亲人的慰安妇身份。接着，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都先后有慰安妇受害者站出来，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1993年8月3日，日本政府发言人兼日本自民党主席河野洋平发表正式声明，第一次公开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确实采取高压和欺骗手段，征召亚洲妇女做从军慰安妇。经过亚洲妇女长达数年的斗争，日军慰安妇制度这一历史罪恶在被隐瞒了半个世纪以后，终于露出了它最丑恶、最黑暗的一面。8、平顶山惨案平顶山惨案3000多人死亡，只有31人幸免于难，8岁的莫德胜是幸存者之一。在这场屠杀中，还隐藏着一个日本军人井上清一和其新婚妻子千代子的故事。井上清一先是被当成了激励日本青年投身侵略战争的工具，后来又被当成了平顶山事件的替罪羊。1971年日本作家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问世，其中重点介绍了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等事件，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震惊和轰动。1996年8月，莫德胜等3位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2002年6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第一次从司法角度承认了日军在平顶山的屠杀事实，但还是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3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一审判决后，3位原告立刻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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