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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用民族文化心理学的眼光,注视“人性”的领域,揭示了在该片中朱老板的覆灭是由于“人性恶”所致。该片中所刻画的朱老板、少爷朱辉正、仆人田七等角色的个性都充满着恶,人际关系中布满着仇恨与欺诈。朱老板财产的丧失,“朱家铺子”的败亡,乃是由于子不肖,仆不忠,是“内耗”所致。该片是现实主义的,它注重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它最着力塑造的典型人物是老板朱华堂、逆子朱辉正、仆人田七。特别是后两个人物,是前所未见的。编导的创作立意在于剖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因此,该片的基调是沉重甚至阴沉的。尽管该片中也有极微弱的一线光明,那是阿芳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强烈追求,但黑暗无情地吞噬了这一丝亮光。此外,该片中也有偶尔闪现的“善”,那是曾被解雇的“老掌柜”表示要为老东家守灵,使人感到人间尚有一丝同情、怜悯或不忍之心,但只一闪而逝。因为该片的本意并不是让观者从中得到安慰、鼓舞或激励,而是通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的透视,揭示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普遍想象(《当代电影》评)。该片结尾处,田七命人把夺来的“玉口塞”带到某城市出售,以免落入日寇之手。编导这样的安排虽然不致危及整个影片的成就,但是给田七这样一个狠辣无情的人物脑门上贴个“爱国主义”的标签,无疑是损伤了性格的统一性和形象的完整性,是个令人遗憾的败笔(《当代电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