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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评价剧照(16张)影片忠实于原著,把全部在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情节,用丰富饱满的电影语言予以再现,对爱玛微妙的内心世界作了精微的透视,在影片中掀起若干高潮。例如爱玛第一次参加舞会,观众看到她进入金碧辉煌的贵族府邸,编导把镜头频频集中在爱玛的脸上,展示出一个爱慕荣华富贵的外省乡村女人置身上流社会时内心的极度躁动和沸腾。再如农展会那场戏,观众在银幕上看到了与原著一致的同步交切镜头:一边是礼炮轰鸣,另一边是鲁道夫正在对爱玛甜言蜜语。画面逐渐推成两人面部的特写,背景慢慢隐退,形成一股洪流。这一连串的组接镜头和背景音响安排极佳,对观众的心理同样产生了难以言状的冲击力,也反映了编导对爱玛沉沦的理解与同情。这组镜头控制全片节奏,对包法利夫人的整个故事转折具有高度的概括力,那些富于象征和隐喻的画面,令人过目难忘。影片叙述爱玛短暂的悲剧人生之各个阶段,层次清晰、错落有致、环环相扣、顺理成章。编导忠实地表达出主人公爱玛两次偷情的截然不同态度:第一次她是被动接受的,第二次是主动争取的。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准确地把握住爱玛对待人生的前后变化,成功地塑造了这一蜚声环宇的角色。影片前期,爱玛充满着少女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和渴望,她的服饰自然大方,完全符合当时的礼仪和价值观。而后期中,爱玛的眼中燃起了肉欲之火,面部的每个表情都流露出纵欲和放荡,她的服饰也越来越大胆,花样层出不穷。当然服饰的变化也反映出主人公在宣泄着偷情的欢乐和对人生的失意,也为她的自我毁灭埋下伏笔。编导还在影片中虽然裁剪了许多景物风俗的场面,但他十分注意保持原作血肉丰满的现实主义风貌,力求增强画面的丰富现实感。影片画面的油画风格十分突出,画面的色彩、明暗度处理、线条勾勒和无处不在的透视感,使听众明显感到油画创作的风格。在绘画中,画家必须剔除某些会造成分散注意力的平庸细节,才能突出中心形象,而使作品所表达的世界充满活力与生机,这样才能使中心形象在空间和人们的视觉中变得更加光彩夺目,这同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如出一辙。编导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使影片具有某种超越原著的魅力。整部影片的音乐是古典主义风格,随情节的发展或轻快、或奔放、或激越、或悲凉,无不与画面融为一体,达到了意在画外的效果(《世界电影鉴赏辞典》评)。负面评价《包法利夫人》结出的唯一硕果似乎就是捧出了女主角的扮演者伊莎贝尔·于佩尔。可以说,正是小说本身的完美,让改编成了一个难以成功的挑战,即使掌镜者是克劳德·夏布洛尔,也一样无法超越。克劳德·夏布洛尔在影片中采用了大量的旁白,来弥补影像在表现爱玛灵魂深处挣扎方面的不足,但似乎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虽然电影仍有不少可取之处,比如对爱玛之死的场景刻画非常具有表现力,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原著笔下的爱玛作为挣扎在浪漫理想与平庸现实间的悲剧女性形象,没有被电影表现出来。原著对爱玛并不以道德标准进行批判,而是在字里行间隐现着对爱玛自由意志与反叛精神的肯定。但影片对爱玛及其丈夫包法利的塑造,让她的婚外情顿失应有的行为动机。伊莎贝尔·于佩尔的演技也无法拯救《包法利夫人》被拍成了一个难耐婚姻生活无聊而不断出轨的小妇人形象,从而使这个人物丧失了原作中对平庸生活的高度感受。另外,影片将包法利塑造为一个标准的模范丈夫形象,在外任劳任怨,在家对妻子体贴备至,让原著中对其人格平庸入木三分的刻画丧失殆尽。因此,爱玛的出轨在原著小说中可以理解为她对抗平庸生活的行为,而在电影里仅仅成为了她咎由自取并自食其果的道德污点,这点是电影二度创作失败的地方(《文汇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