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1949影片评价

“小我”的历史才是大写的历史《澳门1949》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珠海电影艺术家协会联合摄制，该片以1949年我党地下工作者成功策反国民党美式登陆舰“联荣号”起义，在澳门内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为素材，以独特的视角真实再现当年“联荣号”官兵人心思归，毅然起义的情景。剧情真实感人，故事惊险曲折，叙事凝重，情节细腻，讴歌了我党爱国统一战线的胜利。在澳门回归十周年时推出这一主旋律电影，其重大意义可想而知。十分荣幸，近日我受邀参加了《澳门1949》于珠海的盛大首映式。这部片子脱胎于珠海本土影像群落原创的剧本，以联荣号舰长关济棠起义投诚、在澳门内港升起五星红旗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在珠海电影节两届而夭之后，珠海这片曾经的电影热土许久没有让人激荡雀跃的事情了。《澳门1949》能在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与公众见面，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作为一墙之隔的珠海澳门两地电影人的试水性的合作，也给中国电影的合拍片市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地域为联系，以文化为脉络，以影像为载体的合作拍片方式，比之商业上大规模的运作和宣传有着更亲近观众和市民的优势。在这里票房成为其次了，片子本身成为了有且只有能关注的点。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三分钟影像展中就已经提出来了。珠海的前辈率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傅明主席为本土影视腾飞发展的决心可见一斑。如今，每当我翻阅各种典章、碑传和记录，就会发现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互相溜须吹捧而成的所谓“英雄史”。在整一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中，只有闪烁其中的某些大人物的名字及其称号。因着这些符号而谱写成的历史，构成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所能见到的连篇累牍的“正史”。引车卖浆者流的历史则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苟延残喘于历史长河中的大部分瞬间并且在夹缝中艰难吐露出自己的气息。小人物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是难见其端倪的，我们通常称其为“稗官野史”，以此来与所谓的“正史”相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告诉我们：历史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创造的，而是千千万万普罗大众一起写就的。在集体无意识主义的年代，个体化的故事个性化的表述被淹没在一片集体无意识主义的狂欢之中，因而鲁迅痛斥历史“吃人”，言下之意正是整部史书，除了几个稔熟的名字，再不见普通人的身影。大抵国人都热衷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遐想，顶礼膜拜于站在巨人肩膀上睥睨天下的风景，而恰恰忽略了英雄一蹴而就或者功成身退所凭借的“枯骨”和“肩膀”了。当今文坛，仍然有许多学者为着所谓“正史”而不断为英雄或者枭雄翻案、树碑、立传。那将历史“鬼化”“丑化”的书写方式讴歌的是已然歪曲了秉笔直书的文化原则，复原“人化”“民众化”的历史的责任落到了少数有良知和有见地的文化人手中。历史是时尚的谜底，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是由一个个个体的“小我”组成的成其功勋的“大我”。《澳门1949》这部片子，已然不能将其简单的作为一部影片来观看。导演抒写的这个故事，取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一个历史横断面。其中蹦跳而出的人物带给观众的远非之前观影所得到的“脸谱化”和“具象化”的感觉。导演包福明试图将历史上的关济棠还原出本来的面目，这种本来面目绝非“假大空”之流的上纲上线和寓意拼贴。在这里作为主人公的关舰长关济堂，面对邱少鹏的步步紧逼和对家国荣辱的抉择，亦显示出惶恐和游移。在剥离了以往英雄人物模式化的“高大全”之后，角色的塑造反而渗透了凡人的情怀，七情六欲有之，家国情怀有之，甚至潜藏的懦弱胆小亦可见一丝。但丝毫无损关济棠的形象。关济堂的扮演者吕良伟不愧老戏骨，将一个处在历史转盘之上千钧一发之时，所要做的必然而然之决断深刻的演绎出来。遑论真实的关济棠如何，单是片中的这位联荣号舰长对家庭、士兵、民族的真诚，已经让我感动。这是凡人于时代大势面前所能延展的最大的力量，即便只是存在于历史中的某一个瞬间，也可称其为英雄。《澳门1949》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历史的方法。影片褪去个人作为“英雄”的光环决心是值得嘉奖的。联荣号上发生的一切争斗、角力、阴谋和阳谋，似前阵热炒的《风声》，于斗米之地进行生与死的周旋。谍战、动作等元素的叠加也烹调出一桌伟岸的关乎个人与家国、立场与正义、思想与行动的群像式写照。不同于《建国大业》这样的主旋律电影，《澳门1949》的人物群像的刻画着力在个性由平庸懦弱直至喷薄而出的坚毅决绝之上。关济棠的成长就像热血动画片里的主人公成长历程，不断的升级、打怪、捡装备、通关的过程，正是一部内心和外部环境艰苦卓绝的抗争史，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求自由的非典型性妥协。在上帝第三视角的偷窥中，看台下的眼睛于影像辗磨出一个同样的平面，将真实的历史、电影中的历史、观众心理的历史融合成一部绝对关乎个人观影经验的“史诗”。《澳门1949》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场面多宏大，画面多惟美，主角多俊靓，反而是着力想要挖掘的隐藏在历史尘埃中的鲜为人知的“个体”的历史，这种勇气是让人急不可耐地想要观看聆听这部影像书写的“稗官野史”。联荣号和关济棠，在《澳门1949》中被挖掘出来了。我们因此知道了他们的故事。除了这些，还有多少掩藏在“正史”之下的真正历史呢。在我看来，人写的历史才是大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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